勇敢机智罗瑞卿
4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担任师政委的罗瑞卿和师长曾士峨一道率军投入了狙敌作战。按当时规定,行军打仗时,军事指挥员走前面,政治领导走后面。可是观音崖战斗一打响,罗瑞卿不顾枪弹纷飞冲到前面去了,他站在火线前沿,观察部队运动情况。突然,一颗呼啸着的子弹打中了他,很多很多的血从他头部涌出,染红了衣服。抬上担架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受伤的部位在左腮靠太阳穴的地方,子弹打穿脸肋,伤及颅骨,伤势非常严重,经过包扎血还止不住。
抬到医院的时候,血把担架都染红了。医生们在旁轻声说:“恐怕活不了了,通知后勤做棺材吧!”一会儿,隔壁屋子里果然传来了拉锯子钉木板的声音。两个做棺材的人还说:“棺材要做得长一点,那个人可高啦!”这些话罗瑞卿听见了,他想:我可不向阎王爷报到,仗还没打完呢……想着想着,罗瑞卿又昏迷了过去。
罗瑞卿的伤口化脓,高烧不退,医生们几次会诊,都明白,必须用消炎的特效药。可是,医院里只有一点碘酒和阿斯匹林片。药品奇缺,群医束手,拿不出好办法来。
叶青山大夫叫护士小珍上山采药。小珍懂一点草药,她上山去采了些板兰根、青蒿、三棵针、决明子等,煮几副汤药。可是,由于罗瑞卿脸肿胀得厉害,根本张不开嘴,吃一半流掉一半,仍不见效。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他自身的抗病能力来慢慢恢复了。
小珍一天到晚忧心忡忡,坐在罗瑞卿的身边,给他作冷敷、喂水、喂饭。罗瑞卿吃不下去,她就多喂几次。
小珍的爸爸来部队看望女儿,小珍讲了罗政委高烧不退的情况。老人是山里的土医生,拿不出什么高明的方剂,找了几味土药,用香油合成药膏,敷在伤口处,有些效果,罗瑞卿的高烧渐渐退了一些。
老人听女儿说,罗瑞卿才25岁,已经是师政委,一再说是红军里头的能人。对罗瑞卿怎么负的伤,非要问个清楚。可是,罗瑞卿不能讲话,老人很着急。
恰巧,杨得志排长代表战士们来看望罗政委,老人非叫杨排长介绍一下不可。
杨得志想了想,痛快地说:“好,要听就讲给你们听!”
那是东固之战。敌人王金钰的部队出了富田。糊糊涂涂地走到东固,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一时间,山上吹号,沟里喊杀,敌人来不及招架,已经像毒蛇一样被红军斩成数段。
这时候,十一师奉命紧急赶到观音崖,堵住隘口,防止敌人逃掉。
观音崖,好一个险要之地。但见群山之中,一峰兀起,那陡峭的峰顶被雾的轻纱严严地遮掩起来,宛如刺入青天的一把利剑。隘口处,怪石嶙峋,一条通道横贯其中,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曾师长部署好兵力,作了简短而富于鼓动性的动员,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杀敌立功!
十一师埋伏好了。山上、山下、乱石、隘口只有大树、荒草、野花,好像不曾有过一个人。
敌人来了。他们的尖兵排,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枪膛里顶着子弹,如临大敌一般。可是,他们什么也没发现。尖兵排过去了。一个连过去了。又一个连过去了。谢天谢地,可以安全通过了。
战士们急红了眼。哎呀,怎么还不吹冲锋号!
又一个连的敌人过去了。
躲在大石头后面的曾师长和罗政委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向号兵挥了一下手。
顿时,嘹亮的冲锋号响了,战士们的子弹飞出膛,性急的已经端着枪向敌人冲去!
敌人吓蒙了。醒过来后,妄图夺路而逃。组织起兵力,向我冲击。
罗政委跑到机枪前,对机枪手们喊:“狠狠地打!把敌人消灭在观音崖!”
上来的敌人,有的被打倒,有的吓得屁滚尿流,慌忙逃命。
王金钰岂肯束手就擒。他下命令组织冲锋,一定要抢下隘口。
罗政委一边组织部队作战,一边用手枪射击。
这时,一部分敌人纠集在一起,妄图拼死杀出一条路来。
罗政委挥起手枪高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上!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敌人像一窝蜂拥上来,战士们拼命射击。有的敌人已到跟前,许多战士勇敢地冲出来,和敌人展开肉搏战。
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战士们杀红了眼,他们只有一个心眼:决不让敌人逃走。
正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击中了罗瑞卿的脸,殷红的鲜血涌现出来,染红了他的上衣。
“政委,你负伤了!”通信员大叫。
“打!”罗瑞卿忍疼喊出一个字,趔趄一下,几乎摔倒。
战士们看见自己的政委负了伤,高喊着:“杀啊,为罗政委报仇!”
曾师长听说他负了伤,急忙命令卫生员跑过来包扎伤口。
“老罗,你下去!我来指挥!”曾师长说。
他摆手,意思是关键时刻,我不应该走,留下来对大家也是一种鼓舞。
战斗结束了。
敌人的电台还在“SOS!SOS!”地进行呼救。
周围的敌人都龟缩在工事里,只顾保存自己的性命,谁也不出来救王金钰一命。
东固一战,歼敌二十八师全部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大部。
老人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临走时对罗瑞卿说:“罗政委,我是山野之人,医道不精,回去找找看,有什么好药,一定送来。”
老人走后下久,罗瑞卿出现了险情。
小珍和护士长都几乎哭了,半夜里唤醒叶青山:“叶大夫,叶大夫,快!罗政委怕是不行了!”
叶青山跑去一看,他的脸烧得像猪肝一样紫红,鼻翼扇动着,在急促地喘气。
“肺炎!”叶青山惊骇不小,“大叶肺炎,怎么办?”
药!上哪儿去弄这救命的药?
他继续高烧,咳出的痰,铁锈一样的颜色。
“把痰拿去化验!”叶青山吩咐。
显微镜下,出现了大量的肺炎双球菌。照理说,应该进行X光透视。然而,在严重封锁中坚持工作的红军医院,连一台X光机也没有。
罗瑞卿又处于昏迷状态了。
药!药!叶青山急得跺脚。救命的药,你在哪儿?上长汀,去找傅连璋院长吗?唉,此时长汀又落入敌人之手。上兴国、吉安去买?对,派人去一趟吧!可什么时候能买回来呢?再说反动派盘查甚严,要冒风险的!
罗瑞卿在说什么?听不清好像在喊“打!”“冲!”危险中,他仍然挂记着战斗!
叶青山大夫认定,唯一的希望还是靠中草药。他和小珍等几个人出去了。爬高山,钻密林,采了不少草药。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知母,缺这一味,药效不佳。
小珍想了想说:“我回家一趟,找我爹问问。”
“万一没有呢?”叶青山愁眉紧锁。
“那……”她也没主意了。
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下了山,回到驻地,罗瑞卿还在昏迷之中。再一看,小珍的父亲又来了。
叶青山顾不得寒喧,急切地问:“大伯,没有知母怎么办?”
“知母?”老人忙答,“咱这儿有!”
“可是,问遍山里人,都说没有。”叶青山说。
老人笑了:“知母,那是你们有学问的人说的名字,咱们山里人叫它鬼子油草、羊胡子根。好!你们稍等,我去去就来。”
老人出去一顿饭工夫,拿着一大把知母回来了。
叶青山又和老人一起研究了方剂,添几味,减几味,文火煎煮,五副下去,罗瑞卿又被从死神那儿夺回来了。
但是,他的伤口却没有痊愈,常常发炎化脓,嘴仍然张不大,吃饭要使劲往嘴里塞,说话也受了影响。
一直到后来,叶青山给他换药,无意中发现一块碎骨,小心取出来,他的伤口才开始愈合。
罗瑞卿的病情化险为夷。
这次受伤,给他留下了终生的纪念——由于面部神经受损,造成了说话吃力。
一艘轮船从上海开出来,驶向武汉、重庆。
罗瑞卿穿一件长衫,头戴礼帽,手里拿一张报纸,从船舱里出来,站在甲板上装着欣赏两岸风光,实际上是暗暗察寻有没有特务、暗探,以便采取应急措施。
黄浦江上,到处停泊着外国船。有的船员竟然对这艘破旧的小客轮吹口哨,扔绳头。
“妈的,欺人太甚!这些不得好死的家伙。”一个商人边掸掉衣襟上的灰渣边骂。
罗瑞卿看看他,意味深长地说:“这都是友邦啊!”
“狗屁!”商人走过来,“国父说联合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可现在把洋人捧成什么了!简直——”
“先生,”罗瑞卿轻声制止说,“莫谈国事,小心隔墙有耳!”
“对对,对对。”商人叹息一声摇摇头,“我看你像个教书的人,要是碰见那帮家伙,这话只能吞在肚里了。”
罗瑞卿一阵高兴。这就是说,这身装扮、气质,的确像教员,一般地说,可以唬过去了。
夜里,躺在地铺上,罗瑞卿为离开上海这个魔窟而高兴,也为未来的工作担忧。
一年前为了报考武汉军校,第一次出三峡,向东而去,如今,却是由东向西,拨马而回,离家乡越来越近了,转念一想,不,这不是回头路,是逆水而上,是拼搏,是斗争。
妈妈如果活着,她会支持我的,她已经恨透了那吃人的旧世界,幺姨婆怎么样了?她太软弱了,不肯抗争,也许已经屈从于那可恶的旧势力了。外公呢?还那么顽固吗?他如果知道自己真的成了“砍头党”,一定会暴跳如雷,怒骂不止吧?
船经过镇江、南京、九江、武汉,继续前行。为了防止引起敌人注意,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他极少上岸,只是坐在铺上翻小说。
第四天傍晚船抵宜昌市。他提着简单的行李下了船,在江边一家小旅店里住下来,临睡前,老板打招呼说:“现在时常半夜查店,请各位客人注意点。”这就是说,这里也十分紧张。
果然,半夜时分,传来紧急的敲门声和吆喝声:“开门,开门!查店,查店!”
“来罗,来罗!”店老板连忙跑过去强装笑脸说:“老总别急,就开门,就开门!”
“快点!”
“是罗。”
店门打开了,冲进来四个“黑老鸹”警察。
“有没有共产党?啊?”他们吵嚷着。
“老总,哪儿的话,我这里都是安分守己的客人,哪儿来的什么共产党!”老板连忙递烟,又急忙递上了旅客登记簿。
……
一场惊扰过去,罗瑞卿多了一个心眼:宜昌敌人活动猖狂,应该摸摸情况,再去接头。
第二天,他先换了一家旅店,然后才上街了解情况。
这里显得紧张。国民党兵在码头、街道上巡逻,警察三三两两到处乱窜。
僻静处,他拐进了一家小饭馆,见女老板待人和气,店中客人不多,便问:“这地方怎么不大安静?”
女老板搭话说:“看来你是外乡人,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宜昌是进出四川的码头,你想想能不严查严防吗?听说,在我们这儿抓了好多共产党,你可要小心,没事少出门。”
两天中,他初步掌握了一些情况,又去接头附近看了一次,盘算如果遇到意外情况怎么应变,从哪儿向哪儿跑,心中有底,才去接头。
第三天傍晚,他轻松地向预定地点走去。
周围似乎一切正常。有的小店铺在关门,有的开始点燃蜡烛。在接头地点斜对过,一家油盐店却灯火辉煌,店老板坐在冷冷清清的柜台前,不住地向外张望着。罗瑞卿不由吃了一惊:有夜里出来买盐的吗?得再观察一下。
他若无其事地向一个小烟摊走去。买烟时,他有意无意地向周围环顾了一圈,发现接头地点门口有个掌鞋的小摊,那掌鞋的也许是……
他想了一下,点着烟,进了那个院子,没有站在那户门口对暗号,而是径直向里走去。这里还住了另一户人家,男主人正在屋里吃饭,女主人坐在门口洗衣服。
“哦,吃饭哪!”他装成老熟人的样子,边打招呼边向里走去。“你是……”男主人疑惑地站起来,上下打量着。
“吃了饭没地方去,到你这儿来坐坐!”他连忙递眼色,用手示意他坐下来。
“啊,哦!”那人还是一脸问号,又看看门外。女主人沾了一手肥皂沫进来了。
“我是来走亲戚的!”他压低了声音,“怎么那家的门关着?我怕有事,到你这来坐坐,请给个指教。”
男主人会意地点点头,看到妻子进来,便朗声招呼:“老程来了,泡茶。你也是,好久不见都忙什么了?”
这声音显然是一种暗示:附近有人,可能在偷听。
罗瑞卿说:“你吃你吃。我这一阵手头比较紧,大哥借我的那20元钱……”
“哎呀,真,真对不住,我,我……”显然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
罗瑞卿摆摆手,从容地说:“大哥,别急,别急,没有你就先用着,不是外人。”
女主人显得有些胆怯,把洗衣盆抱进屋里,不时打量罗瑞卿。
不宜久留,他想着脱身之计。
“那家,”男主人压低声音,“被抓走了,说是——”
他做了一个手势,不让对方再说下去,又凑近一些说:“请大哥送我出去,像平常送客那样。”
男主人点点头。
“你喝茶呀!”男主人说。
“不了,我还有事,到老刘那儿看看。他病了,两天没照面了。”罗瑞卿站了起来。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屋门,来到小院。罗瑞卿细细观察那接头地点的门扉,木门虚掩,里面很可能有埋伏。如果推门进去,后果不堪设想。
安全地到了门口。
“大哥,回去吧。”罗瑞卿伸手握别,真的该好好感谢这位普通的居民,如果不是他……
男主人“唔唔”两声,手直发抖,显然他十分紧张。
“大哥,别急,有钱再还我,你先用!”罗瑞卿又紧紧握握那人的手。
他们谈话时,那掌鞋人不住打量着罗瑞卿。
罗瑞卿转身走了。他没向来路走,而是拐进另一条小巷。
回到旅店,罗瑞卿思忖起来,地下交通站肯定被敌人破坏了。怎么办?没有交通指引,是寸步难行的。马上回上海,也不妥。
小店里不安定,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他是个文静书生显得挺特殊,弄不好,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他连换两次旅店,便不敢再换了。宜昌城不大,这么换来换去兴许会出什么变故的。
于是他当机立断:设法找到工作,有了掩护身份,伺机行动。
怎样才能找到工作呢?他想起了一句话:“亲不亲,故乡人。”在这“川鄂咽喉”之地,是不愁找不上一个四川同乡的。有了同乡,再进一步联络感情,总可以交几个朋友。
果然,在交往中,他结识了宜昌二中的一位王教员。他老家也是南充县,为人正直厚道。在他介绍下,罗瑞卿进学校当了教员。
有了栖身之所,他急忙向上海写信,用暗语报告了情况。大意是:大哥,你好。我来宜昌。表弟生病住院,我一时到不了表姑家。该怎么办,大哥指教。
回信处,他不敢写二中,他怕暴露自己,便写了一个邮局的名字。
那时候,一般收信地址不明的信,都插在邮局信袋里。寻信的人,去那里认领。这办法,给罗瑞卿提供了一个方便。
他一面等信,一面教书,又要防范随时发生的搜查、被捕的事。他的言谈、讲课中极力避免谈政治、谈时局的问题。王老师偶而谈起国民党如何腐败、如何捕杀爱国学生的事,他就劝阻说:“说多少咱们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算了,埋头教咱们的书吧。”一天,他在讲《桃花源记》的时候,有个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老师,魏晋的时候,尚有这种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社会,我们能有自由平等的生活吗?”他听了,真想讲一讲社会发展史,讲一讲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但是他忍住了,只是说:“要求自由平等,这是人的天性。只要我们努力,就能达到。”那启发人斗争的革命理论,他统统憋在肚子里,一个字也没说。
下课铃响了,他抱起教案走出教室,训育主任正站在门口。他几乎打了个冷战。这家伙是有背景的,人们称他为“特务狗子。”
训育主任对他殷勤地笑笑:“啊,下课了,你讲得很好。”
“主任,您听我的课了,请多提宝贵意见。”他谦恭地说。
“不,我刚走到这儿,只听了一点。”训育主任跟他并肩往办公室走去。
“主任,我经验少,教学水平低,”他说,“那个学生提的问题我没回答错吧?”
“很好,你回答得可以。”训育主任说,“什么自由平等,简直是赤化理论。”
“我看,”罗瑞卿替那学生开脱说:“可能是读了什么社会学著作,生吞活剥一气,不是赤化吧?”
“也是,也是!”训育主任勉强地笑笑,“你说得对。”
罗瑞卿更加警惕了。不能叫这个国民党的特务抓住任何把柄。
一个月过去了,上海仍未回信。他十分焦急,是没收到信,还是发生了什么情况?或者已经来了信,插在这里,被什么人拿走了?拿走也不怕,用的是化名,找不到他。只是下一步怎样行动呢?
一天,王老师慌慌张张地把他找去说:“事情有点不妙,训育主任那混蛋在调查你!”
罗瑞卿一愣,说:“你讲详细点。”
原来,训育主任早就注意他了。因他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一举一动,常常无意中露出一点军人气质,这个特务分子就嗅上了。
训育主任偷听罗瑞卿讲课以后不久,找王教员谈话,转弯抹角地打听罗瑞卿的来历,问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
怎么办?马上走?可到哪儿去呢?到湘鄂西吗?没人接应,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回上海吗?接不上头,又会过起那种流浪的日子。党啊,为什么还不来信。
在困境中,他想出了一套伪装自己的办法,开始终日研读古诗文,面对当前的国共斗争表现出十分淡漠。有一次训育主任问他:“请问,你对三民主义有何见解?”
他表现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引经据典说:“孔孟讲仁爱、仁政,杜甫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都是讲爱民、悯民,三民主义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不上课的时候,他常常抱卷诵读古诗,或者写几首七律、绝句之类。
中秋佳节,学生请老师一同望月。
大操场上,篝火熊熊。一面玉镜,高悬中天,在这穷富相差甚远的社会里,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罗瑞卿多么想发挥在中学时演说的天才,在几百名学生面前,分析社会现状,传播革命真理,痛斥蒋介石的背叛行径。但是他不能。那样无异于引火烧身。
训育主任当然想听听罗瑞卿此刻有什么言论。他特地提高了声音,请罗瑞卿在学生面前演讲。
罗瑞卿一副谦恭样子,一再推托,实在推不掉,他站起来说:“中秋佳节,月儿最明,我们应该咏月,歌月,舞月!我给同学们朗读古诗一首。”
然后高声吟咏李白的《把酒问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日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声调朗朗,一副陶醉的神态。从此,学生说他是“古董迷”、“学究派”。他从不反驳,只是一笑置之。
那位训育主任对他说:“你怎么不喜欢新诗,新诗也有名著!”
他故意问:“谁?”
“徐志摩、敦沫若,都出手不凡啊!”训育主任装出高深莫测的样子。
他知道,这又是试探,便摇摇头,笑道:“新诗也许不错。但我喜欢古诗。古诗如陈年佳酿,越品味越醇香。新诗像加了水的酒,味道太淡了。”
“哈哈哈。”训育主任说:“哎呀,你呀你呀,真是老古董了。”
罗瑞卿不能使他捞到什么。
等了又等,终于收到了上海的来信。党指示说:“交通站一时恢复不了,要他速回上海,另行分配工作。
他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党啊,您终于来信了,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走。
怎么走呢?偷偷走掉?不行。这样会引起敌人注意,对王老师不利,应该正式提出辞职,大大方方地走开。
这样,在收到上海来信的第三天,他找到校长,说家中来信,父亲病危,急需回家料理,而且还要处理田产,一时回不来,请求辞职。校长表示挽留,又客气一番,同意辞职。
训育主任听说了,立即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一定要替他买回重庆的船票,还要送他上船。
这家伙脑子里打的什么鬼算盘?难道要上船捉人吗?他索性假戏真唱,同意训育主任代买船票,又在饭馆要了几个菜,请训育主任、校长、王老师等几位吃了一次。
等上船时他才发现,训育主任上了船,说也去重庆。妈的,这个鬼东西,真的盯上了自己。他表面上显得十分高兴,暗地里在计划怎样甩开这讨厌的家伙。
开船以后,他一直护着手中的提包。训育主任看他把钱放在那里了,而且还有一包挺硬挺沉的东西,说是孝敬父亲的,也许是一件值钱的物件,训育主任想。罗瑞卿和这位陪同者,一直喋喋不休地讲着他的父亲如何忠于党国,如何在当地有威望,反正不让他脑子有转圈的工夫。
船到秭归,靠岸之后,罗瑞卿站起来向码头上张望,在寻找什么,突然他眼睛一亮,惊喜地叫道:“主任,码头上有卖桔子的,我去买一些。您口渴,吃这个好。”
“不用,我——”
“主任,你看好我的东西,我去了马上来。”又低下身子贴近他耳朵说:“我的钱和两个金戒指都在里面呢,你小心点。”
“唔唔,你快去快回!”训育主任把提包往自己身边拉了拉。
罗瑞卿上了岸,他确实买了两斤桔子,可他没有再回那艘船上,而是挤在人流中,上了另一艘开往武汉的船。
船“轧轧”响着起了锚,向江中驶去;不一会儿便顺流而下了。
他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心“怦怦怦”跳得厉害,偷偷向左右瞄了瞄,人们都在干自己的事,谁也没注意他。
该死的训育主任,不管你打算干什么,都落空了。你拿走那只提包吧,里面一分钱也没有。在他不注意时,罗瑞卿早把钱转移到自己身上了。对于那个又硬又重的东西,是一个石头牛。也算一件“宝物”吧!训育主任,如果你能懂得那含义就好了。你呀,蠢笨如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