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

立志为人类驱赶饥饿

20世纪60年代初期,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袁隆平平生第一次体验到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饥饿的痛苦。

袁隆平全身浮肿,只能坚持将每天的主课讲完,然后尽量多休息。

这时候,袁隆平的眼前时常充满幻觉,他总是幻想自己正呆在一个装满食物的厨房里,厨房里有一个大铁锅,铁锅里装满白花花的大米饭,大米饭闪动着令人心动的光泽……

从来不吃肥肉的袁隆平,这时候,每次做梦,都梦见自己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着米粉蒸的肥肉。

这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自然灾害带来饥荒的年代。安江农校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他们每天都只能靠五六两口粮度日。

袁隆平置身在这个人群里,他看到无数双对食物充满渴求的眼睛……

袁隆平曾经被下放到艰苦的农村去锻炼改造。

在农民的集体食堂里,他和当地农民一样,吃的是一锅红薯藤煮的汤……

当地人民为了节省粮食,每次做米饭时,都要用水蒸两次,称之为“增量法”。这种米饭里面加了苏打,经过两次蒸煮,米饭看上去肥大饱满。但是,虽然饭粒看着大,却让人无法吃饱,吃下去一会儿就饿了。

袁隆平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时,他说:

肚子空空,身体没力,双腿没劲。晚上睡觉,被窝冰凉,始终也睡不热,身上没能量嘛!

袁隆平深深地意识到粮食对于人们的生活是何等重要。他在感叹的同时,思想上也受到极大的触动。

秋天过去了,可以吃新米了。刚刚加工出来的白米,圆圆的,闪动着珍珠一样动人的光泽,非常诱人。

熬过一春一夏的人们都如饥似渴地看着这些新米,盼望着能够吃上一顿香喷喷的新米饭。

袁隆平动情凝视着这些珍珠一样宝贵的稻米,心中无限感慨……

没过多久,袁隆平从平房迁到单身宿舍楼的二楼,他与李国文是近邻。两人在楼道里并排搭了两个烧柴禾的炉子。

这天晚上,袁隆平和李国文点燃两个柴禾炉子,在炉子上放了两只脸盆,一只煮红薯,一只煮白萝卜块。

红薯和萝卜煮熟以后,袁隆平与李国文狼吞虎咽地吃下那盆红薯,他们打算将那盆白萝卜留给晚间常来闲谈的同事们。

正在这时,一个叫全永明的学生闻到香味,不请自来。袁隆平看到浮肿的全永明,心里十分难受。还没等全永明开口,他就主动说:“小全,你来得正好,快帮我们吃掉这盆萝卜吧!”

全永明感激地给袁隆平和李国文行了一个鞠躬礼,然后接过袁隆平递过来的筷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袁隆平看着全永明的样子,心情十分沉重。他又一次深深地意识到,粮食对于人类的生存,是何等的重要。

这令人伤心的一幕,一直深深地刻在袁隆平的心中,激励着他勇敢地向威胁人类的“饥饿恶魔”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1962年的初春季节,袁隆平带领40多名学生,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劳动锻炼。他住在生产队长老向家里。

作为生产队长,老向同样正在为如何摆脱饥饿、增加粮食而发愁。

一天,老向冒着雨挑回一担稻谷,他用粗糙的大手抓起一把稻谷,对袁隆平说:“袁老师,这是刚从八门换回来的种子,那里是高坡地,谷粒饱满,我听别人说,使用这种子好,能增产。”

袁隆平好奇地接过稻种,仔细地端详着。

老向又用低沉的声音说:“要想度过灾荒,既要靠年成,还要靠种子好啊!去年八门使用这号种子,今年没有吃国家的返销粮。”

老向的这些话引起袁隆平的注意,他一边看稻种,一边问老向:“你们为什么要到八门换种?”

老向很坦诚地回答说:“我们这个生产队连续两年粮食减产,靠国家拨来的返销粮度荒,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今年,队里特意换来这些稻种,要争取好收成,就全靠这些好种子了。”

袁隆平深受感动,他从老向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到亿万中国人战胜饥荒的决心。

这时,老向充满期待地看着袁隆平,十分郑重地对他说:“袁老师,听说你们正在搞科学试验,真盼着你们能够早点儿为我们培育出新的稻种,要真是那样,我们就不用再挨饿,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袁隆平看着老向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又一次深深地被感动了。

经过反复考虑,袁隆平选择水稻纯系选育和人工杂交试验作为自己的科研课题。试验场地就设在学校分配给他的半亩自留地上。

这一年春天,袁隆平在他那半亩试验田里,把稻种播下去。

几天以后,秧苗出水了,绿油油的,显得稚嫩而又充满生机,真是可爱极了。

袁隆平动情地凝视着它们,那目光,就好像在看他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一样。

就这样,袁隆平充满感情地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目睹它们拔节、分蘖、抽穗,渐渐由嫩绿变为深绿……

在此期间,袁隆平认真地观察着每一株水稻的成长,对它们十分爱护。

星期天,袁隆平正在和朋友们打牌,突然天降大雨,袁隆平想起试验田里的那些稻苗,立刻扔掉手中的牌,转身跑出屋子,一头钻进大雨之中。

试验田里,浓绿的水稻已长到齐腰高,眼看就要齐穗了,一场大雨把它们浇得有点儿东倒西歪。

袁隆平急忙蹬掉两只胶鞋,胡乱卷起湿裤腿,赤脚下到禾田里,高一脚、低一脚地来到长得七高八低的稻株中间,开始清点起水稻的株数。

雨点还在无情地往下泼。

袁隆平的眼睛经常被头上流下的雨水遮住,他不时地抬手抹一把脸,又继续清点。点完总株数,又接着清点长势不同的稻株的分类数。

在大雨无情的侵袭下,他的脸上竟然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

袁隆平清点完毕,扳着指头默默地计算一会儿,紫铜色的脸膛上露出高兴的笑容“哈哈,三比一,正好三比一。完全符合孟德尔老头的杂交二代分离法则!”他一边高兴地笑着,一边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着,竟久久地站在稻田里,浑然忘记了正在劈头盖脸泼下来的大雨……

有一次,袁隆平发现一株水稻生长状况出奇地好:株形修长而挺拔,稻穗如手掌般丰满,这引起袁隆平的注意。

袁隆平小心翼翼地将这棵奇特的稻株结出的170粒稻种收集起来,次年,播种在瓦罐的培养土里,栽插在窗前的试验田里。

结果却令袁隆平大失所望。那株原本优势很明显的种苗,其后代的性状竟然发生了分离,居然没有一株赶上它的前代。秧苗长势七长八短,抽穗后穗短粒小。

袁隆平凝视着变异的稻株,陷入深深的沉思。突然,他产生了这样一个灵感: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品种间的杂交优势现象,它很可能是一株天然的杂交水稻。

接着,袁隆平开始仔细调查那些变异的植株:高的、短的,早熟的、晚熟的……他不厌其烦地一株一株地记载,反复地统计、运算,结果证明这“杂种第一代”完全符合孟德尔学说的分离规律。

袁隆平由此想到,第一年选育的那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并非纯种,所以,第二年出现了分离。倘若按那株杂交稻的产量来推算,那么,亩产可以达到600公斤……

袁隆平由此得出一个令农业科学界震惊的优势:水稻杂交具有优势。

由此,袁隆平萌发了利用这种杂交优势提高水稻产量的设想。

然而,袁隆平的设想与传统的经典遗传学观点相悖。

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辛洛特和邓恩合写的《细胞遗传学》一书,明确地指出水稻杂交无优势。美国哈佛大学的教科书《遗传学原理》中明确写道:“稻麦等白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

因此,当袁隆平提出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时,遭到某些权威学者的反对乃至嘲笑。

袁隆平在这些学者的嘲笑面前并没有畏缩,他坚定地说:“没有错误的实践,只有错误的理论。”

袁隆平经过反复思考,开始质疑“白花授粉杂交无优势”的观点,毅然决定挑战水稻难题,坚持将“水稻杂交优势利用”作为自己今后的科研目标。

他下定决心要在实践中学会利用水稻的雄性不育系,学会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探讨水稻杂交的优势

袁隆平返回学校以后,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新闻:

英、美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森根据孟德尔和摩尔根的学说,已经研制出遗传学分子结构模型,使遗传学研究进入分子水平,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不久,袁隆平又从一家学报上获悉:“遗传学不仅在理论上获得了重大突破,而且在生产实践中也取得了明显效果。例如杂交高梁、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已经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所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

袁隆平意识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的重要性,决心按照这种理论,在科学试验中进行新的探索。

袁隆平开始有意培植一些表现优异的植株,到了秋季,他又不辞劳苦地将优良种子筛选出来。

第二年,到了播种季节,袁隆平又把这些优良的种子播种下去,然后仔细观察它们的生长状况表现,从中找出具有遗传优异性状的植株,经过人工去雄,再进行杂交。有时,袁隆平也会将混生在稻海里的雄性不育系的材料选择出来,备做来年试验。

在实验期间,袁隆平一直亲自选种,亲自栽培,亲自观察。

夏季骄阳似火,人们即便是闲坐在家中,仍然感到酷暑难耐。袁隆平却依然在烈日下辛勤工作。他弯着腰,将混生在稻田里的雄性不育系一株株、一穗穗地辨认出来,汗水也一滴一滴地落在未成熟的水稻上。

此时此刻的袁隆平,已是又黑又瘦,衣服上汗迹斑斑。

当地农民时常看到袁隆平头顶烈日,一头扎在稻田里,辛苦异常。很多农民都十分不解地问袁隆平:“袁老师,你是个教书先生,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吃这份苦?”

袁隆平淡淡一笑,没有说什么。

其实,袁隆平在进行水稻实验的时候,从中感受到许多的乐趣。

杂交水稻事业的每一个微小的进展,都会让他感到欣喜。

袁隆平感觉自己的心灵与那些充满生机的水稻是息息相通的。他时常在与田里的水稻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微风轻轻吹过,稻株随风起舞,田间沙沙作响,这些声音在袁隆平的心中,是天地之间最美妙的音乐。

秋收季节,袁隆平用和老农们一样粗糙的双手,深情地抚摸着一粒粒饱满的种子,心中的快乐实在难以对人言说。

这时候,有些学者依旧坚持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嘲笑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的研究是搞“伪科学”。

袁隆平对此感到困惑,于是,他利用假期,千里迢迢地赶赴北京,向北京农业大学的著名教授、著名遗传学家鲍文奎去求教。

袁隆平一见到鲍文奎,就开门见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李森科关于遗传学的著作中,空洞的哲学概念太多,用理性代替实践,他机械地把辩证法搬到生物学上来,是不是有点机械唯物论?”

鲍文奎十分赞赏看了袁隆平一眼,然后坦率地说:“李森科在某些方面不仅表现了机械唯物论,有些东西还表现了他的主观唯心论。对于任何学说都需要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实事求是才是做学问的态度。”

袁隆平认真地听着,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

鲍文奎又有些好奇地问袁隆平:“看来你对遗传学的研究很深,你为什么要这样深入地研究遗传学呢?”

袁隆平说:“我正在进行杂交水稻的研究,希望能够利用杂交优势使水稻种植达到高产。”

鲍文奎赞同地点点头,又意味深长地对袁隆平说:“要想搞杂交水稻,改变水稻固有的本性,实在是困难重重。年轻人,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啊!”

袁隆平郑重地点点头。

袁隆平怀着感激的心情,告别鲍文奎,匆忙赶回安江农校,继续从事他所钟爱的杂交水稻事业。

不久,袁隆平与妻子邓哲一起探讨关于水稻杂交优势的途径。他们反复探讨,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路是进行人工去雄。水稻是雌雄同花作物,一个稻穗要有100多朵花,每一朵花上都同时长有雌蕊和雄蕊,雌蕊的柱头受精后,一朵花结一粒种子。人工去雄就是用人工去掉其雄蕊,再从其他稻穗上引来雄蕊花粉进行杂交。这样一朵花一朵花地用人工授粉,进行杂交,产生的种子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

另一条路,就是要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母稻”,即自花的雄性失去生育能力,而后用其他品种的雄性花粉为“母稻”授粉杂交,从而生产出杂交的种子。

但是,袁隆平和邓哲都明白:培育雄花不育的“母稻”,是很难做到的,这种方法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国际上有些专家已经断定“此路不通”。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作物”,利用其杂种优势,很难应用于生产。

就在这时,袁隆平又在一份科学杂志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早在1926年,美国人琼斯便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最早开展杂交水稻研究的是日本,而后,美国、菲律宾也开展了这项研究。尽管他们的实验手段很先进,但因技术难度大,所以他们的研究都先后搁浅了。因此,水稻杂交优势的利用是世界公认的难题。

袁隆平和邓哲面对这些困难,丝毫也没有感到灰心丧气,他们决心向困难挑战,要解开水稻杂交这个世界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袁隆平经过深入分析,总结出在我们国家从事这项研究的有利条件:

我们是古老的农业国,又是水稻的王国,有着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类资源;

我们有辽阔的国土资源,由此带来充足的温光条件,海南岛是理想的天然大温室,是育种工作者的乐园;

我们国家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协作攻关……

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

袁隆平利用业余时间,努力研究水稻杂交这个崭新的课题。

刚开始,袁隆平只有一个助手,这个助手就是他的妻子邓哲。

袁隆平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自然界找到天然的雄性不育株,作为培育雄性不育系的试验材料。

1964年6月下旬,正是早稻吐穗扬花的季节,袁隆平和邓哲不顾天气炎热,开始寻找天然的雄性不育株。

袁隆平认为在强光下观察稻花效果最好。因此,每天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直射在刚刚吐穗扬花的稻株上,他都会准时走进安江农校的水稻实验田,去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

盛夏的中午,骄阳似火,毒辣辣地烘烤着世间的万物,正在扬花吐穗的早稻田闷热得就像一个大大的蒸笼。

袁隆平光着头,肩上斜挎着一只标本夹,右手一只镊子,左手一只放大镜,他正在一朵一朵地观察着水稻的颖花。

袁隆平逐个检查稻穗,每隔一定距离取一株盛花稻为观察对象,每株检查一穗,一旦发现与正常稻花略有差异的雄蕊,就摘取一穗稻穗放进标本夹,并用圆珠笔编上号,准备带回实验室进一步研究。然后在该稻株的其他稻穗上套上羊皮纸袋,再在整株稻子上系一根白布条,布条上也写上同样的号码。

此时,袁隆平的额上脸上,汗水在不断地往外渗,并不断汇聚成珠,在明晃晃的阳光下,亮晶晶地往下滚落。他上身的白衬衫已被汗水浸透,变得有些发黄;他那高高卷起的裤腿上溅满泥浆……

此时的袁隆平,外表和一个种田的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全不在意。

烈日下,袁隆平沿着田垄一行行地寻觅着,他不时用衣袖胡乱擦一把脸,接着又专注地沉入放大镜下的微观世界。在他眼里,除了田野里那些正开得洋洋洒洒的稻花,世间其他的一切仿佛都已不再存在。

“哎,你快上岸,到那边树阴下去歇一会儿吧!我给你送凉茶来了。”忽然,田岸上传来一声温柔的呼唤。

袁隆平这才如梦初醒,他抬起头,转过脸,看见邓哲正撑着一把黑阳伞,提着一只茶壶,微笑着向他走过来。

袁隆平匆匆喝完茶壶里的水,又急忙走进稻田。

一天过去了,袁隆平徒劳无功。

第二天又过去了,袁隆平又是空手而归。

3天过去了,袁隆平依旧是一无所获……

袁隆平感慨地对邓哲说,“文献只指出,植物中存在天然雄性不育情况,但它们的发生概率有多高,尤其是具体到水稻上,占有多大比例,则无人知晓。我现在纯粹是在碰运气,谁知什么时候它们能幸运地碰到我的鼻子底下来呢?”

实际上,问题的难度还不仅仅在于不知道水稻中雄性不育株的发生概率,更为难办的是,这种雄性不育株到底是“阳痿”呢,还是“生殖器畸形”,或是“病精”?它在外观上又是怎样的?这一切袁隆平也全然不知。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这些记载。因此,袁隆平只能完全凭空地通过对一朵朵水稻扬花的仔细观察比较,来捕捉自己想象之中的雄性不育株。然后,再把那些被疑为是雄性不育株的稻穗样本摘下,带回实验室去进行显微镜辨析和化验测定。同时,在田间的相关稻株上做好标记,在留下继续生长的稻穗上套上羊皮纸袋进行隔离,最后观察其能否自交结实。只有套袋隔离后不能自交结实的,才能被认定为真正的雄性不育稻株。

这种工作,困难之大,往往令人扼腕长叹,望而止步。

然而,面对挫折,袁隆平却没有停止自己在科学王国辛勤探索的脚步。

袁隆平的脸晒黑了,他全不在意。肩头、手臂被灼热的阳光烤得红肿、脱皮,他擦点药水,又开始工作了。

在烈日下工作时间长了,时常会感到口渴难耐。袁隆平便到附近农家小院找水喝。

袁隆平先喊上几声,见无人回应,他知道主人不在,就走进小院,用力摇动着辘辘,从小池塘边绞上一桶清水,然后双手扳住桶沿,痛痛快快地喝起来。

主人回来的时候,袁隆平已经喝得肚皮溜圆。主人上下打量着袁隆平,只见他光着脚,赤着上身,下身穿一条短裤,肋骨根根分明,脚上没有穿鞋,上面还沾有泥水。

主人知道袁隆平是中专学校的老师,不禁感慨地说:“袁老师,你真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泥腿子’!”

袁隆平咧开嘴笑了,似乎觉得十分开心。

袁隆平干到第13天,还是没有在稻田里发现雄性不育株。他在失望的同时,感到非常疲倦,两眼直冒金星。

袁隆平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地走到田头的苦楝树下,身子刚靠在苦楝树上,就失去知觉……

袁隆平醒来时,发现邓哲眼含泪水,手拿水壶,正在向他嘴里灌“十滴水”。

邓哲看到袁隆平苏醒过来,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接着,她有些心疼地说:“你中暑了。”

袁隆平笑了笑,说:“不碍事的,缓一缓就好了。”

说完这句话,袁隆平坐起身来,咕咚咕咚地喝完一壶水,然后站起来,向稻田走去。

邓哲有些生气地说:“你不要命啦?”

袁隆平的目光早已落在田里的水稻上面,他头也不回地说:“我要跟时间赛跑呢,再不抓紧,扬花季节就要结束了……”

第16天,袁隆平依旧在栽植着洞庭早籼品种的稻田里,一垄垄、一行行、一株株地寻找着。

突然,袁隆平把目光定格在一株稻穗上,这株稻穗的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十分奇特。

袁隆平激动地走近这株稻穗,他手拿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它。

过了一会儿,袁隆平忽然连声呼喊:“邓哲,邓哲,快来看呀!”

邓哲连忙跑到袁隆平面前,问袁隆平:“你看到什么了?”

袁隆平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对邓哲说:“你看,它不正是我们要找的那种雄蕊吗?”

邓哲连忙从袁隆平手里拿过放大镜,仔细看了以后,也兴奋地喊道:“找到了,我们终于找到了。”

袁隆平在今年的第16个勘察日,勘察到第 6400棵稻穗的时候,终于发现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袁隆平在笔记本上认真地记下如下内容:

发现时间: 1964年 7月 5日午后2:25分。

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实验田。

水稻品种:洞庭早籼。

接下来,袁隆平和邓哲轮又流用放大镜看这株雄蕊,只见它的雄花花药不开裂、摇动也不散粉,正是他们一直在苦苦寻觅的那种退化了的雄蕊。

袁隆平和邓哲立即将这株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系上,然后采集上花药,拿回实验室。

当天晚上,安江农校的实验室里灯火明亮。袁隆平小心翼翼地将白天取回的稻穗标本插在一只水杯中,然后用镊子从稻穗上取下一些花药,放置在显微镜下的载玻片上,再小心地用镊子将花药压碎,然后调好焦距,仔细观察。

在显微镜下,袁隆平进一步证实这个稻穗标本确实是一株雄性不育稻穗。

袁隆平还有些不放心,于是又进行一项试验。

袁隆平取过一根吸管,放进旁边一只盛着碘化钾溶液的玻璃器皿中,吸了一点碘化钾溶液,然后滴在载玻片上的花粉上,再从显微镜中仔细观察,良久,仍不见花粉和溶液发生任何化学反应。

袁隆平脸上露出笑容,他兴奋地对邓哲说:“你看,正常的花粉,很快就会在碘化钾液中发生蓝色反应,可这些花粉却毫无反应,这表明它的化学性质也与正常花粉不一样。现在,我们可以断定,我们在中国第一个发现了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

邓哲脸上也露出欣喜的表情,她有些崇拜地看着袁隆平,问:“那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呢?”

袁隆平神色凝重,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现在的发现,还过于偶然和单薄,不足以用它来勾画一幅科学蓝图。因此,下一步,我们还要争取找到更多一些的水稻雄性不育株,对它们的病态、病因进行分类和统计,总结出规律。同时,还要对这些特殊的稻穗进行人工杂交繁殖试验,观察它们的遗传特性,进行统计分析。”

邓哲出神地看着袁隆平,听得津津有味。

袁隆平接着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向世界宣告我们的发现,再提出一项关于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技术问题的研究计划……”

邓哲有些担心地问:“有把握吗?”

“天然雄性不育水稻有一就会有二,只要找到六七株,就可进行比较分析和科学测算。现在,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袁隆平态度坚定地说。

此后,袁隆平和邓哲一边坚持对这棵雄性不育株认真进行观察,一边在烈日下更加努力地寻找新的雄性不育株。

1965年,袁隆平和邓哲在安江农校实验农场和周边生产队的稻田里,对 8500多株稻穗进行认真检查,又找到5棵雄性不育株。

此时,袁隆平夫妇共观察14000多穗扬花期稻穗,总共发现6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经过测算,袁隆平把水稻天然雄性不育的情况分为无花粉型、花粉败育型和花粉退化型。

这是人类第一次得知水稻的这一生殖病态特性,也是世界植物学史上即将新添的一项科学记录。

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袁隆平和邓哲满怀喜悦地采收到第一代雄性不育植株的种子。

袁隆平把这些雄性不育株的种子视为珍宝。

袁隆平决定精心栽培这些宝贵的雄性不育株。他通过几个当地学生找到当地一个专门烧制陶缸陶钵的窑厂。然后,他发动学生到那家窑厂的废品堆里,翻检出整整一板车有些破损却并不漏水的大钵子,高高兴兴地拉回学校,摆在住房后面的一块空地上。

然后,袁隆平细心地把几十个大钵子摆放妥当,再在钵子里面种下他收集到的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种子。

很快,钵子里长出一株一株青翠的稻苗,稻苗在微风中轻轻舞动……

经过两年坚持不懈的试验,袁隆平对雄性不育的稻株有了初步的认识。

到1965年秋收时,袁隆平十分认真地对连续两年的盆栽繁殖试验结果进行分析,最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然雄性不育稻株的人工杂交结实率可高达80%甚至90%以上;经杂交繁殖出来的后代,有相当部分继续保持了其母系亲本的雄性不育特性。”

袁隆平为此感到欣喜,他断定:水稻的雄性不育特性可以遗传,利用其遗传效应,完全有可能通过少量的大然雄性不育植株,培育出一个庞大的雄性不育系。

根据这个结论,袁隆平相信利用水稻雄性不育系进行人工杂交制种,可以获得很高的产量和效益。

通过进京查阅国家科研部门进口的部分国际科技期刊,袁隆平知道在国际上有少专家正在研究水稻杂交这个课题。

袁隆平决定在发现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的基础上,紧接着勾画出这个系统工程的蓝图,然后再将这个发现和这幅蓝图融合在一起公之于世。

制定三系配套方案

1965年冬天,天气寒冷异常,大多数人都呆在家里,与亲朋好友闲话家常,袁隆平却正在苦苦思考着水稻杂交中的一些难题。

袁隆平自言自语地说:“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必须由少量的天然雄性不育株,繁育出一个可以扩展到任意大的不育系……”

袁隆平知道问题在于,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不育系,必须得保证是百分之百的雄性不育,而实验表明,并不是用任何一个常规品种的水稻去与已经找到的天然‘母稻’杂交,都能繁殖出百分之百的雄性不育后代。因此,要想获得世代相传的雄性不育系,还必须找到若干个能与特定的‘母稻’杂交出百分之百的雄性不育后代的常规水稻品种。

袁隆平若有所思地对妻子邓哲说:“如果将这些还有待于发掘的、将能使雄性不育水稻世世代代百分之百地保持雄性不育特性的常规水稻命名为保持系,那么,也就是说,要使不育系能以百分之百的纯度世代相传,就必须找到保持系……”

整个冬季,袁隆平都沉浸在这些关于杂交水稻育种工程技术问题的演绎和推理之中。他的书桌上凌乱地摆放着他匆匆记下的各种想法和图形符号的稿纸,以及统计表格和参考书籍。

袁隆平对水稻杂交问题十分痴迷。

他在给学生讲课时,会不知不觉扯进一大堆杂交水稻的话题。走在路上他老会不知不觉地碰上电线杆。连吃饭他也常常走神,夹起萝卜白菜老往鼻孔里送。吓得邓哲时常摸着他的额头,看他是否正在发高烧。

一天,袁隆平欣喜地对妻子邓哲说:“我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邓哲也高兴起来,她连忙问:“什么办法?”

袁隆平说:“三系配套……”

邓捷有些不解地说:“什么叫三系配套?”

袁隆平解释说:“必须实现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这样三个系列的配套,才能最终实现水稻杂种优势的利用。”

邓哲知道袁隆平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感到十分高兴。她看着丈夫,嘴角露出甜甜的微笑。

接下来,袁隆平设计出攻关的具体方案:

首先利用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性,进而培育出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通过“三系”配套的方法,代替人工去雄杂交,从而达到杂种优势利用的目的。

袁隆平还认真地为“三系”配套设计出分三步走的具体方案:

第一步,寻找天然的“雄性不育株”。这是培育雄性不育系的基础。

第二步,筛选和培育保持系。即培育出一种水稻和雄性不育系杂交,使其后代能够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以解决雄性不育系的传宗接代的遗传问题。

第三步,筛选和培育恢复系。就是要寻找和培育出一种水稻和雄性不育系杂交,使他们的杂种第一代恢复雄性可育的能力,能使颖花自交结实。若是他们的优势强,就可以应用于大田生产。

虽然袁隆平已经完成寻找天然不育株这项工作,但他面对的依然是一片荒原,他必须继续进行钻研与探讨,才能在科学的王国里开拓一片新天。

但是,袁隆平夫妇都坚信: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指日可待。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讯》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就叫《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当时,《科学通迅》是中国科学院唯一一份发表科研论文或报告原稿的最高综合性学术期刊。就连中国科学院的专门研究人员,也不一定有机会在上面发表自己的作品。然而,湘西山沟的中专教师袁隆平,却把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投寄到这块中国科学界最显赫的阵地,而且一举成功,实在让人惊叹。

《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观点新颖,内容充实。它的发表,引起国内外科技界的高度重视,对于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66年3月,袁隆平收到中国科学院寄来的这份期刊和50元稿费。袁隆平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份刊载着他的论文的期刊,想到自己为之付出的心血,心中感慨万千。

袁隆平在高兴之余,并没有声张,他继续默默无闻地开展着自己的实验。

袁隆平曾经充满信心地对邓哲说:“我为几亿农民研制优良种子,我为农民而搞科研,我将我的科研成果赠与农民,留给众人。因为有我的爱妻与我相伴,我的希望不会落空……”

这一天,袁隆平和他的好朋友曹胖公在一起谈心。

曹胖公问袁隆平:“你最近在干什么?”

袁隆平淡淡一笑,回答说:“琢磨我的杂交稻。”

曹胖公有些好奇地问:“老袁,你成天这么辛苦,到底在追求什么?”

袁隆平目视前方,十分坚定地回答:“我追求一个人类没有饥饿的未来。”

曹胖公惊叹道:“看来,老袁的雄心很大呦!”

国家科委九局的科学家熊衍衡看过袁隆平的这篇论文之后,十分赞赏,他断定水稻杂交优势可成为现实。于是,他将袁隆平的论文交给九局局长赵石英阅示。

赵石英也非常重视这篇论文,他知道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如果能研究成功,将给我国的粮食生产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党组书记聂荣臻表示支持。

于是,赵石英立即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发出便函。函中肯定了袁隆平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做出的预言:

利用水稻杂交优势,必将给水稻产量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长。

公函还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正是这份公函,得以继续他的水稻杂交研究事业。

1967年年初,湖南省科委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正式列入省级科研项目,他们时常派人来帮助袁隆平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第一年,湖南省科委帮助袁隆平解决600元的科研经费,以后逐年增加。袁隆平利用这有限的经费,从一个瓦窑买来大约100个烧废的瓦盆,作为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的试验设备。

经湖南省有关部门批准,学校决定给袁隆平配备两名助手,袁隆平点名选拔学业成绩优异的应届毕业生李必湖和尹华奇留校,作为自己的助手。

不久,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师生3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

学校在中古盘7号田拨出半亩上等的好地,作为他们的试验田。

1968年的春天,气候非常恶劣。狂风暴雨时常忽然降临。

一天,袁隆平带着他的两个弟子,将珍贵的雄性不育秧苗插在中古盘7号田里。

这一天,恰好是嫘祖的生日。几千年以前,嫘祖发现了吐丝织茧的野蚕,然后发明了养蚕织丝的技术。

湘西一带的山民都非常重视这个节日,这一天,每家每户都备香烛纸箔,扶老携幼,跋山涉水,去参拜嫘祖坟、嫘祖宫、嫘祖殿,祈求蚕丝丰收。

袁隆平看到这种情景,心中十分感动。他将嫘祖的故事讲给他的助手们听,然后说:“我钦佩嫘祖,我钦佩嫘祖那种为人民造福的智慧和精神。”

一场春雨过后,湘楚大地阳光明媚。袁隆平他们管理的试验田里呈现出勃勃生机。那些嫩嫩的秧苗,一天天长大,分蘖、拔节、抽穗,每株秧苗都分出三五个蘖,长势非常喜人。

袁隆平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知道自己做实验的材料越来越丰富了。

在此期间,尹华奇带上无花粉型不育材料去广东繁育,退花型和败育型不育材料则在中古盘7号田里生长。

这时候,一位搞常规水稻育种的学者来安江农校作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说:“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因此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没有前途。”

一些人趁机攻击袁隆平,他们说:“袁隆平是一个科技骗子!”

袁隆平听说后,心中十分生气,他回到家的时候,脸色十分难看。

邓哲知道事情的原由以后,安慰丈夫说:“你是个有志气的人,犯不上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你要看开一些。”

在妻子的鼓励下,袁隆平又开始在水稻杂交这条异常崎岖的道路上进行长途跋涉。

为了给自己的科学研究讨回一个说法,在妻子深情的注视下,袁隆平书写着一篇又一篇论文。

袁隆平的这种精神感染着他的弟子,也感染着关心杂交水稻事业的有关部门的领导。

湖南省委有关领导考虑到水稻雄性不育的科研项目非同一般,把这一重大科研课题继续留在安江农校这样一个基层单位,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决定将这个科研项目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主管。

与此同时,湖南省委还决定在农科院成立“湖南省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协作组”,由农科院配备一位干部任组长,由袁隆平主持业务,尹华奇和李必湖继续充当袁隆平的业务助手。

与此同时,湖南省委还特意从有关单位抽调一批业务骨干,充实到科研协作组,以求加快科研进度。

及时调整研究方案

1969年12月,袁隆平带着尹华奇、李必湖来到云南省南部的元江县,以“湖南省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协作组”的名义进行抢季节实验。

师生3人借住在元江县农技站的一栋无人居住的空平房里,租用该站的若干水田,加快繁殖他们的不育系。

他们用木头、油棕架床,木墩作凳,自己上山砍柴,烧茶煮饭,默默地承受着艰苦生活的考验……

这时,袁隆平已经将他们加代繁育的雄性不育材料命名为C、D两个系统。无花粉型不育株命名为C系统,花粉败育和退化型不育株命名为D系统。

12月29日,袁隆平和他的两个学生把珍贵的稻种浸下了水。

此后,师生3人夜以继日地浸种催芽。他们把浸过的种子,按不同的家族系统分别装进几个小布袋里悬挂起来,待其发芽。

1970年1月1日,正值万民同庆的元旦,这天晚上,当时针指向午夜0时的时候,袁隆平和尹华奇、李必湖都脱下外衣,回到那摇摇晃晃的竹床上安歇了。

袁隆平在睡梦中,感觉竹床在剧烈的摇晃。他惊醒过来,连忙拉亮电灯,他吃惊地发现电灯、房子、床铺等都在摇晃,墙壁正在裂缝。

袁隆平知道发地震了,他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叫,天花板上掉下的一大块石灰就砸在他的头顶上,灰粉撒了他一脸一身,呛鼻的灰土味让他几乎要呕吐。

袁隆平顾不上吐出口中的石灰粉,就对分别睡在旁边两张床上的尹华奇、李必湖大叫:“快起来,往外跑,地震啦!”

尹华奇、李必湖惊醒过来,滚身下床。他们上前拉了老师袁隆平,一起跌跌撞撞地跑出屋门。

尹华奇冲出房间以后,忽然惊呼一声:“种子还在里面!”说完,他转身就要向室内冲。

李必湖也惊叫着:“我们赶快抢种子!”

袁隆平一个箭步冲向尹华奇,将他按倒在地,又挨近李必湖,吼叫一声:“你们都给我站住,种子压不坏,保住性命要紧!”

袁隆平的话音刚落,又是一阵轰隆的巨响。余震发生了,袁隆平他们居住的平房彻底坍塌了。

此时,大地也在跳荡,叫人站立不稳,师生3人连忙蜷伏在地上,随着痉挛的大地一起颤抖。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接着,周围响起刺耳的房倒屋塌的声响……四周一片惊叫,一片声嘶力竭的呼喊!

一栋又一栋房屋,接连着轰隆隆倒下。大地在颤抖,漫漫烟尘在升腾,大地依旧在抖动,余震频繁发生。冬季里少见的狂风暴雨也不期而至,浇得师生3人像一只只落汤鸡。他们这才发现原来刚刚逃跑出屋时没来得及穿衣服,三个人全都是短裤背心,此时,他们都冷出一身鸡皮疙瘩,浑身颤抖。

此时,夜色十分浓重,四周一片漆黑,谁也不知是什么时候。

这时,袁隆平远远瞧见一束手电筒的光芒,原来是农技站的党支部书记老周同志冒雨探望他们来了。老周见到他们,第一句话便说:“我们这里是危险区,你们应该早些撤离!”

袁隆平摇摇头,十分坚定地说:“稻谷刚刚发芽,我们不能走!”

在袁隆平的心中,这些稻种像黄金一样珍贵,他绝对不会舍弃它们。

天亮以后,老周派人从废墟里帮他们扒出了衣服、被褥和正在催芽的浸种小布袋,并帮助他们在水泥球场上用塑料布搭起一个避雨的窝棚。

地震发生后,袁隆平和他的弟子并没有离开云南,他们住进防震窝棚里,继续进行着杂交稻加代繁育试验。

在防震棚里,他们临时筹办了必需的生活用品。筷子是用新鲜的竹子削成的,两只锅是现购置的,床是门板拼的,上面放着军用被褥……

当时,粮食十分紧张,袁隆平和他的两个弟子就向当地农民买香蕉和甘蔗吃。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餐吃香蕉或甘蔗,晚餐吃大米饭。

香蕉很容易吃厌,每人吃过几十斤,就再也吃不下了。他们就吃甘蔗。

生活如此艰辛,袁隆平却毫不在意,他一边吃,还一边称赞云南人的甘蔗种得好,一定要带几根回去,让湖南人长长见识。

可是,没吃几根,师徒3人都口里起泡,痛苦不堪。袁隆平向当地群众询问,才知道吃甘蔗也有诀窍:吃时,牙齿和口腔只能上下垂直运动,而不能横向磨动,这样才能减少蔗渣对口腔内壁的摩擦,避免口里起泡。

为了在云南继续进行杂交水稻实验,袁隆平3个月里,吃了1500多公斤甘蔗,两名学生各吃了 2000多公斤甘蔗。

当时,由于缺少蔬菜,师徒3人只好以酱油和辣椒汤作为咸菜。

在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袁隆平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体重从137斤下降到106斤。

尽管缺衣少食,但袁隆平的情绪依旧十分乐观,在他看来,只要能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再苦再累也算不了什么。

春天刚刚来到滇南大地,袁隆平就打着赤脚,弯着腰,在实验田里插秧。

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袁隆平几乎每年都在滇南和海南度过冬季。为了杂交水稻试验的早日成功,他几乎不知今夕何夕,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这年4月,滇南大地上绿油油的稻田已经变成一片金黄。

这时候,袁隆平十分伤心地发现他们师生共同培植的C、D系统的繁殖不育系的不育率从原来的70%,下降到60%。

显然,他们的杂交水稻研究遇到了新的难题。

李必湖和尹华奇都焦急地问:“洋葱在天然不育株被发现后,很快就找到了保持系。为什么我们的水稻不育株都培育成系了,却总是找不到保持系呢?”

袁隆平紧皱双眉,感到十分苦恼。此时,他承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袁隆平苦苦思索着,努力寻找攻克水稻杂交优势的正确方法。他回顾几年来所用的试验材料,尽管品种数量非常之多,但转来转去并没有离开栽培稻这个怪圈儿。从地理环境到生物学特性,其亲缘关系都比较近,这可能就是其症结所在。

袁隆平深有感触地对助手们说:“我们从南到北,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测交品种500多个,最高选育代数已达10代,所做的各种杂交组合总数已近3000多个,但总是进展缓慢,看来,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正确的培育方法……”

为了让大家振作精神,袁隆平意味深长地给助手们讲了一个十分美丽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有位勤劳勇敢的彝族青年。他手拿弓箭追赶一只梅花鹿。

梅花鹿十分机敏,奔跑速度也很快,因此,这个年轻人一直没法追上它。

但是,年轻人的意志很顽强,不管怎样劳累,不管怎样希望渺茫,他都不愿意放弃……

就这样,年轻人拖着疲惫的身体,一直苦苦的跟踪着这只行踪不定而又异常敏捷的梅花鹿。他追呀,追呀,追得气喘吁吁,追得精疲力竭。

追了7天7夜,一直追到一块巨石旁边。梅花鹿被迫跳上这块石头。可眼前茫茫大海,已经无路可逃。

男青年正要张弓射去,梅花鹿突然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姑娘。后来他们相亲相爱,结成一对美满的夫妻……

大家听了袁隆平讲述的这个故事,感悟到成功的来之不易,感悟到持之以恒的可贵,精神都为之一振。

接下来,袁隆平认真阅读杂交高粱的有关论著。杂交高粱不育系,开始是用西非高粱作母本,南非高粱作父本,回交几代才选育成功的。分析其原因,是地理环境造成的远缘杂交,由于生理不协调而引起的不育。

这时,袁隆平联想到人类近亲结婚后,生育的子女往往不太聪明,他感到问题的症结可能在所有试验材料中,尽管品种成千上万,但都是栽培稻,亲缘关系太近,他的眼睛忽然一亮,他想:“如果把杂交材料的亲缘关系尽力拉大,会不会收到令人惊喜的好效果呢?”

袁隆平决定重新调整研究方案。他决定从亲本选择入手,走远缘杂交的道路,他的新方案计划从三条途径来突破保持系的选育:

第一,用栽培稻与野生稻杂交,以栽培稻为父本,野生稻为母本,F1代再与栽培稻多代回交,直至不育性状稳定;

第二,籼稻与粳稻杂交,用湖南省的籼稻无花粉不育材料同东北或日本的粳稻杂交,再继续进行回交,利用籼稻的生理不协调来选育雄性不育系;

第三,地理上远距离品种的杂交。

袁隆平希望用这一新的方案打破杂交水稻科学研究的僵局。

袁隆平对李必湖和尹华奇说:“小伙子们,我们一定要抓住利用远缘野生稻这个新思路,这就是我们今后的主攻方向和实验研究重点。现在正值这里的野生早稻成熟,我们必须立即就去寻找一些野生稻种子,带回湖南去翻秋测交。抓紧行动吧!”

接下来,袁隆平给两名学生详细讲解野生稻的起源、品种、分布和进化历程……

随后,在动身回家之前,他们专门拿出几天时间集中寻找野生稻,终于找到第一批云南野生稻种子,他们这才离开云南,踏上归程。

1970年夏季,袁隆平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时,确立了“此路不通走他路”的思维方式,更加坚定了他对所制定的新方案的信心,坚定了他寻找野生稻的决心。

袁隆平启发他的助手们说:“要积极进取,勇于突破,不要总是依靠自己的经验原地转圈圈。”

发现野生不育稻株

1970年秋季,正值凉风送爽的时节,袁隆平带领他的助手李必湖、尹华奇来到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一边继续加代繁殖,选育C系统雄性不育材料,一边考察野生水稻资源。

海南岛属海洋性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23.9℃,是我国的“天然大温室”。

冬季的海南岛,光照充足,常夏无冬,被人们称为“育种者的天堂”。

那些迎风起舞的椰树,漫地挺立的剑麻和油棕,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和水天相接的辽阔海面,构成了海南岛迷人的独特风光。

尽管海南的自然风景十分优美,但是,当时的海南岛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地区。当地居民的住处多半是茅屋草舍,窗户很小,屋里的光线很暗,夜晚也没有电灯。

袁隆平等人住在南红农场,农场里多数人住的是用竹竿、秫秸搭的地铺,袁隆平住的就是这样的地铺。

尹华奇和李必湖想方设法给袁隆平搞到一张床。袁隆平却笑着说:“睡啥床都没关系,睡着之后,也无所谓标准客房和茅草屋了,就是总统套间还不是一样吗?”

起初,他们的住所没有电灯。夜晚,袁隆平又要读书攻关,于是,袁隆平准备许多蜡烛、煤油灯、菜油灯。

到了晚上,袁隆平看书的时候,用完这一盏灯,还有那一盏……

夜晚,蚊虫成群结队,咬得袁隆平浑身青肿。袁隆平就用盖稻秧的薄膜把全身裹严;可是薄膜不透气,时间长了,就会捂出一身热疮……

除此之外,困扰袁隆平他们的还有老鼠。

在海南岛有一句顺口溜:“3个蚊子一盘菜,3个老鼠一麻袋。”

一次,袁隆平十分惊讶地发现:一袋大米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半袋,粮袋下面开了一个洞,屋里满地都是大米粒,原来是老鼠把他们的口粮偷走了。

当时,粮食十分紧缺,都是定量供应,可是,老鼠竟然与他们争夺口粮。

尽管在海南的生活十分清苦,但是,袁隆平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袁隆平每年在海南生活4个月,他在海南度过将近20个除夕之夜。

除夕之夜,袁隆平和助手们相聚在茅草屋里。

除夕之夜的油灯格外明亮,映红了人们的脸颊。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坚定的信念……

为了寻找野生的雄性不育材料,他们常常十天半月穿越在茫茫荒野之中,往往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就餐,而且每每是伴着潺潺的泉水,或者是清凌凌的溪水而就餐。

大家用随身携带的大号的缸子舀来清泉水,支架在小溪边的鹅卵石上,点燃枯枝败叶,缸子里的水便咕嘟咕嘟地开了起来。

这时,袁隆平与他的弟子们一起嚼着干馒头,喝着热乎乎的清泉水,美滋滋地吃起简单的野餐。

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到处寻找雄性不育材料。他们徒步跋涉,在他们的背包里,装着一穗又一穗的稻谷。

他们勘探一天,从荒原回到住所。袁隆平把长袖衬衫的袖子挽起,露出他那古铜色的双臂,他不系胸前的扣子,袒露着同样是古铜色的胸膛。弟子们戏称他们的老师“刚果布”。

袁隆平哼着小夜曲,弯腰从水盆里掬起水来洗浴,似乎全然不知疲倦……

1970年11月中旬,袁隆平安排李必湖和尹华奇除经营他们的杂交稻试验田外,还要继续寻找野生稻。而后,他独自北上进京查阅资料,并向有关遗传学专家请教几个理论问题。

就在这次进京期间,袁隆平在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的一份外文杂志上,获悉一条令他震惊的消息:

日本琉球大学教授新城长友用粳稻品种钦苏拉,即包罗Ⅱ为母本,以台中65稻为父本,进行杂交,育成了BT型台中65不育系,用台中65不育系中的部分可育株,用自交稳定育成了BT型不育系的同质恢复系,实现了“三系”配套。

但是,由于杂交组合F1的优势尚不明显,因而迟迟未能投入生产应用。

袁隆平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他的紧迫感更加强烈,他决心要在杂交水稻领域中,抢占世界的制高点,抢在美国和日本的前面,为祖国争光!

袁隆平的弟子李必湖和尹华奇在老师的安排下,也分秒必争,更加努力地寻找野生稻。

一天,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来到他们的住地闲聊,李必湖与他聊起野生稻,并谈到袁隆平为他们描绘的野生稻形态及其有关知识。冯克珊听了连连说:“野生稻嘛,我们这里称之为假禾,有的,这里遍野都是。”

李必湖立刻兴奋起来,他激动地问:“那么,我们可以从野生稻丛中找到雄性不育材料吗?”

冯克珊微笑着说:“试试看吧!”

1970年11月23日上午,冯克珊与李必湖一同来到一座铁路大桥旁的一块沼泽地,沼泽地中生长着成片的杂草。两只野兔卧在草丛中,若无其事地啃噬着鲜嫩嫩的绿草。当他们走过去时,那两只野兔受到惊吓,一前一后地跑掉了。

李必湖和冯克珊沿着野兔遁跑的方向看去,发现一片野生稻。让他们感到惊喜的是:这片野生稻正值扬花抽穗的旺盛期,生殖性状很容易识别。

李必湖学着老师袁隆平的样子,在野生稻群中一株一株地仔细观察,仔细辨别,一丝不苟地审视着这一株株花开正盛的野生稻。

突然,李必湖眼睛一亮,他发现一株长得很异常的野生稻。它分蘖成3个稻穗,这3个正在扬花的稻穗,花药细瘦,呈火箭形,色泽淡黄,不开裂散粉。李必湖经过仔细观察,断定这就是他们正在寻找的雄性败育的天然野生稻。

这时候,李必湖和冯克珊惊喜交加,他们顾不得水沟里有成堆的蚂蟥,还有时常出没的水蛇,立刻跳下去,小心翼翼地将这株比金子更珍贵的野生雄性不育稻株连根带泥挖出来,用衣服包住,带到试验田里,同广矮3784栽植在一起。

接下来,李必湖给正在北京作理论探讨的袁老师发去一封报喜的电报。

袁隆平得知找到野生雄性不育株的消息时,欣喜异常,他连夜乘火车南下赶赴海南。

第二天早上,袁隆平风尘仆仆地赶到南红农场。他来不及休息,使与李必湖一起,踏着晶莹的露珠,走近那棵野生的雄性不育株。

袁隆平分别采集了3个稻穗上尚未开放的小花朵,置于100倍显微镜下观察,看到大量不规则形状的碘败花粉粒,经过反复辨认后,袁隆平激动得大声说:“这的确是一株天然的雄性败育野生稻!”

袁隆平当即为这棵野生雄性不育株命名为“野败”,其含意就是野生的雄性败育稻。

野生稻花期不集中,扬花高峰不明显,有时要隔几十分钟才开一朵花,这给人工授粉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踏乱泥,轻手轻脚地选择精良的籼稻雄花为他的“野败”一次又一次地授粉,开一朵授一朵,直到为这株野生稻完成数百朵花的授粉任务为止。

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的护理,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终于得到珍贵无比的100多粒杂交种子!

后来,有人好奇地问袁隆平:“‘野败’是怎样降临人间的呢?”

袁隆平稍加思索,然后回答说:“它是一粒野生的种子,不知哪一类候鸟将它吞进肚里,用它分泌的胃液将其雄性抹去了,而保留了它的雌性,并把它排出体外。命运使得这两粒种子在这美丽的原野落地生根,是李必湖和冯克珊的伟大发现,赋予它生命的崭新意义。”

“野败”的发现,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事业打开突破口,也为杂交水稻科研事业的发展带来契机。

进行转育野败实验

“野败”的发现,是我国杂交水稻科研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但是,袁隆平十分清楚地知道:还必须经过艰苦攻关,对“野败”进行转育工作,才能把“野败”的不育基因转入栽培稻,进而培育出生产上所需要的雄性不育系。

1971年1月,袁隆平采用共性繁殖分蘖的方法,把所得的46株“野败”栽种在试验田里。

接下来,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把“野败”与广矮3784杂交的稻谷播进湘江河畔的红土地里。

几天之后,杂交的稻谷很快破土发芽。袁隆平深有感触地说:“红土地是最诚实的,你给她什么样的种子,她就给你什么样的回报。你拿出的种子不一样,那么,到头来你所得到的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尽快拿出最好的种子交给红土地。”

袁隆平曾经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们的杂交稻田,是红土地上最美丽的风景,那稻花,是世界上最芳香的花朵。

想起来也真是奇妙:一粒小小的杂交稻的种子,和红土地结合在一起,有了阳光、水分、肥料、空气和杂交授粉综合在一起的作用,就会生产出高产量的杂交水稻,以回答布朗之辈对我们的质疑。结出优质稻谷,供我们的同胞享用。

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混血”的“野败”很快又要扬花了。雨后初晴,一阵风吹来,它们散发出令人陶醉的稻花香味。

野生的“母稻”,即雄性不育系,因为它的雄花失去作用,便不能自花授粉了,这就需要为那野生的“母稻”选育与其相交的“父稻”,即恢复系。

“母稻”接受“父稻”的花粉而结实,从而获得大量杂交一代种子,满足大田生产的需要。然而,要使“母稻”的雄性不育品格能够保持,即“母稻”自身能够“传宗接代”,还必须筛选出另一个父本水稻品种,即雄性不育保持系,使它能够自交结实,即给不育系授粉后,能够保持其雄性不育性能。

为此,袁隆平根据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的配套关系,重新制订出一个分三步走的行动方案:

第一步,寻找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作为试验材料:

第二步,筛选培育雄性不育系及其保持系:

第三步,筛选雄性不育恢复系。

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决定组织全国性的协作攻关。袁隆平慷慨地把辛勤培育了近一年的“野败”材料——已表现出非常优越的雄性不育保持功能的杂交Fl,分送给我国各有关单位,大家广泛协作,共同进行实验研究。

这一年的初春季节,当“野败”第二代,即杂交Fl在南红农场拔节抽穗的时候,先后由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湖北、福建、新疆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18个单位的50多位农业科技人员赶来海南,一道参加实验。

闻讯赶来参观的,慕名前来拜师求教的,络绎不绝。

每逢来了客人,袁隆平总是亲自下厨房,忙着和面。面条擀好了,水也烧开了,一锅鱼汤面很快便熟了。

“鲫鱼面吃的是汤水,很有营养啊!”袁隆平盛来一碗又一碗汤面端到客人面前,满面笑容地说。

“袁老师的厨艺不错嘛!”客人边吃边夸奖袁隆平的厨艺。

南国的初春季节,一望无际的杂交水稻生机勃勃,开始拔节、扬花。袁隆平望着它们,高兴得合不拢嘴。

在这段时间里,袁隆平在实验田里手把手地给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工作者讲授水稻杂交的操作技术。

晚上,袁隆平在驻地开辟教室,架起黑板,办起杂交水稻研究人员速成班。

袁隆平知道,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优秀的人才加入。因此,他总是尽可能地培养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年轻人。

在讲课的时候,袁隆平认真地给大家讲授培育杂交水稻的理论课,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的同行们。他充满激情地说:“诸位同行,诸位朋友,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倘若早来,你们很可能跟着我们多走不少弯路,多吃不少苦头。现在,咱们有了‘野败’,就意味着我们成功地找到了它的保持系,离我们培育出新的不育系只有一步之遥。成功在即,只需大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

7年多的实验和研究,使我们搞清了水稻雄性不育的种类和许多基本原理。从实践中我们摸索到了杂交水稻试验中关于测交、回交的规律,以及人工制造保持系和恢复系的技术要领。在实践中,我们摸索到了利用野生稻资源实行远缘杂交,寻求突破‘三系’的新思路。就是在这种新思路的指导下,我们发现了‘野败’,科学地利用了‘野败’,于是,‘野败’便为我们开创了一条成功之路。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的相聚……”

接着,袁隆平又不无自豪地说:“水稻和人一样,也是宇宙亿万年演化的产物。它的存在和我们人类的存在一样神圣,它和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生命。水稻也和其他作物一样,看似简单,但它也是很神秘的。水稻根植于大地,沐浴着风雨雷电和日月星辰,将宇宙灵气和日月精华演化为一种物质。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同样,一株水稻也浓缩着宇宙与人类的无穷信息。几千年来,水稻固执地按自己的本来面目生长,它固执得几乎令人类羡慕;但同时,我们又利用雄性不育的杂交手段否定了它们的固执。想想看,那些常规稻几千年来一直默守着它那寸土之地,永远不肯离开它那自花授粉的模式。然而,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终于打破了它那固守不变的模式……”

袁隆平讲起课来,不但思维敏捷,语言生动,而且风趣幽默,妙语联珠。因此,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喜欢听他讲课。

袁隆平的弟子罗孝和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曾经深情地说:“袁先生在科研事业中,没有门户之见,从来都是搞‘五湖四海’,我便是他搞‘五湖四海’的受益者之一。”

但是,在科学试验中,袁隆平却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熟悉袁隆平的人都说:“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科学研究的过程,既是造福于民的过程,也是他的人格日趋完善的过程。”

3月下旬,“野败”在地处天涯海角的海南抽穗扬花了。袁隆平与李必湖、尹华奇、罗孝和等一起,用广矮3784、京引66、米特374以及意大利B等20多个品种的雄花与“野败”的雌花杂交,获得了200多粒杂交第一代种子。

袁隆平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人员无偿地奉献出这200粒种子。

江西萍乡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颜龙安、文友生等人,在袁隆平的精心指导下,利用“野败”进行杂交,获得了种子,并育出“珍汕97”不育系和保持系。

来自福建的杨聚宝等人利用袁隆平赠与他们的种子,育出“威41”不育系和保持系。

湖南贺京山原种场的周坤炉与袁隆平合作育出“29南1号”、“威20”不育系和保持系。

……

袁隆平无私献出的珍贵种子,成为全国农业科技人员共同攻关的可靠保障,大大加快了杂交水稻的研究进程。

经过一年多的协作攻关,到1972年就已经选育出了一批不育系和保持系。但是,恢复系尚未育成。“三系”尚未配套,杂交稻尚未成功。

在没有找到“野败”以前,袁隆平和他的弟子们在20世纪60年代利用栽培稻进行杂交育种,培育出了恢复系,但找不到保持系;当找到“野败”材料以后,培育出了保持系,但找不到恢复系。

这期间,学术权威的冷水又泼来了,他们说:“三系,三系,三代人也不成器!”

有些人在权威面前开始动摇了。

但袁隆平却在丰富的试验材料中,发现了具有恢复系基因的苗头。他满怀信心地告诉他的弟子们:“我们一定会筛选出来恢复系。”

1972年9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科技攻关协作网。

他们紧密配合袁隆平的研究工作,对水稻“三系”配套和杂交组合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的科研进程。

三系配套获得成功

1972年,袁隆平的助手罗孝和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里搞了4分田的“三超稻”,即产量超父本、母本和对照品种的杂交水稻优势试验。

刚开始,这些杂交水稻长势喜人,远远超过其他水稻。人们都赞叹不已。

湖南省主管生产的一位官员闻讯赶来视察,更是赞不绝口。

这位原本支持杂交稻科研事业的官员,此时怀着欣喜的心情集合各地、市主管生产的负责人和有关科技人员在“三超稻”试验田旁召开了现场会,号召全省各地、市尽快推广杂交稻。

到了秋收季节,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三超稻”在打谷场上一验产,稻草比对照品种增产了一倍多,而稻谷的产量却显得很一般,比常规稻品种多不了几斤。

这时,原本反对杂交稻研究的某权威人士趁机嘲笑说:“可惜人不是牛,要是人像牛那样能吃草,杂交稻的优势就很可观了。”

这时,有人竟然指责湖南省农科院的一位负责人说:“你为什么要支持这种浪费钱财和土地资源而徒劳无益的研究?”

那位军负责人无言以对。他在盛怒之下,把罗孝和叫到他的办公室,责问道:“你为什么要欺骗领导?”

罗孝和十分紧张地说:“我……我……我没有欺骗领导。”

这位负责人又怒气冲冲地说:“你们知识分子,就会玩花招!”

罗孝和十分笨拙地为自己辩解说:“我……我……我没有玩花招。”

负责人怒气未消,十分不客气地对罗孝和说:“有人骂你们是一群‘草包学士’!”

罗孝和挨了一顿臭骂,垂头丧气地回到他的住所,找到袁隆平,很无奈地说:“袁老师,有人骂我们是‘草包学士’。”

袁隆平拍了拍罗孝和的肩膀,笑着说:“小罗,我们是在搞试验嘛!既然是试验,就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失败了找原因,把胸脯挺起来,咱再从头来!”

第二天,袁隆平也被那位负责人找去谈话,谈话的内容还是“三超稻”的问题。他很不高兴地问袁隆平:“杂交稻为啥只增产稻草?你说杂交优势在哪里?”

袁隆平耐心地说:“增产稻草,也正是杂交稻的优势,至于怎样把增产稻草的优势转变为增产稻谷的优势,就看我们未来的试验了。”

负责人半信半疑地问:“未来你们准备怎样试验?”

袁隆平说:“我们继续寻找最佳组合。”

负责人的脸色变得和缓了一些,他说:“照你这么说,杂交稻有优势,而且最终肯定不会光增产稻草,不增产稻谷,是这样吗?”

袁隆平神情郑重地说:“我可以向领导保证,一年以后,这样的优势便会显现出来。”

接着,袁隆平详细地向这位负责人讲述了他敢于“保证”的理论根据和准备采取的实验措施。

负责人这才打消了顾虑,说:“杂交水稻还是大有前途的嘛!你们就大胆地去搞你们的‘最佳组合’吧,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

1973年初春季节,袁隆平亲自在海南岛南红基地配制了10多公斤杂交稻种。回长沙后,分给他的助手们试种。

李必湖、尹华奇、罗孝和等在湖南省农科院1.2亩试验田里,种下袁隆平配制的种子,虽然只中耕一次,施肥一次,可收获时,亩产高达505公斤。

这一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人员齐心协力,广泛选用我国长江流域、华南以及东南亚、非洲、美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先后筛选出1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

袁隆平和他的弟子们率先找到一批优势很强的恢复系。

同年,为了检验杂交水稻是否有高产优势,湖南省农科院在这块试验田附近,组织全国和省里几位劳模用5亩上等好地播种没有进行杂交的水稻种子,进行丰产竞赛。这些人在这5亩好地上精耕细作,偏水偏肥,各方面都给予最优越的条件。到了收获的季节,5亩田,却只有1亩亩产勉强超过500公斤。

比较之下,杂交稻的高产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此时此刻,袁隆平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他的心情十分舒畅。

这天夜间,袁隆平把他的小提琴带到打谷场上,充满激情地弹奏起巴赫的作品。

此时此刻,天地一片寂静,只有他那动人的琴声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轻轻地流淌着……

至此,按照袁隆平起初对杂交水稻的理论设计——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宣告成功!

“三系”的配套成功,预示着我国率先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时刻即将到来。

袁隆平成功地开创了我国杂交水稻的高产之路,他用自己的成果对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的质疑作出响亮的回答:高科技养活中国人!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左连生说:“袁隆平的世界观突出地表现在他崇高的民族自尊心上。他潜心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致力于创新。他的科研成果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全永明说:“袁先生是智慧、勇敢、坚忍的象征,是无私奉献的典范。因为有了这些美德,他注定要在高科技杂交水稻研究中获得成功。”

1973年10月,袁隆平赴苏州参加中国农业科学院在这里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袁隆平宣读了他的又一篇论文《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他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科学家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成功!

袁隆平在宣读完论文后,又针对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的质疑,意味深长地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为之自豪。我们不曾卑微,因为在人类长长的生命链条中,我们承前启后,正在从无限走向无限;

我们也不曾骄傲,因为人类创造辉煌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未来的路依旧很长很长……

袁隆平的论文和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引起极大的震动。

回长沙以后,袁隆平写了这样一张纸条挂在自己的书橱上:“灵感在科学研究中与在艺术创造中一样,具有几乎同等的重要作用。”

袁隆平从在稻田中发现水稻的杂交优势,到寻觅“野败”,都表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突破性,袁隆平把这种思维上的突破称为“灵感”。

1974年新春佳节,邓哲到广东出席生物防治会议, 她趁此机会顺道到海南看望丈夫。

大年初一那天,袁隆平带着邓哲来到三亚的天涯海角,他们看到茫茫的大海上, 一只只海鸥,正张开强劲的翅膀,搏击着狂风巨浪,向前奋飞。袁隆平触景生情, 对身旁的妻子说:“我们过去只不过是洞庭湖边的麻雀,现在却要做太平洋上的海鸥了!”

1974年,袁隆平培育出强优组合的“南优2号”,并于当年试种成功。

1974年春天,袁隆平将自己育成的我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杂交稻种子,拿到安江农校去试种。

袁隆平在安江农校试种的结果是“南优2号”杂交中稻亩产628公斤;他耕作的晚稻示范田20多亩,平均亩产511公斤。

攻克制种高产难关

杂交稻“三系”配套已经完备,高产优势也已经呈现在眼前,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当年,他们制种试验田的产量很低,每亩生产杂交种子只有5.5公斤。

如果按这种产量来计算,那么,平均每公斤种子要达到73公斤普通稻谷的比价,也就是说,这种种子的价格应该是常规稻种的73倍。虽然杂交稻的用种量只需常规稻的20%,但是单位面积的种子成本还是要高于常规水稻70倍以上。

如此昂贵的稻种,农民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农民如果不授受,推广杂交水稻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因此,提高制种产量,又成为袁隆平科技攻关的新课题。

这一新课题能否攻克,成为杂交稻能否大面积推广的关键。

这时,反对研制杂交稻的人又有了新的话题,他们说:“水稻是白花授粉作物,花粉量少,花粉寿命短,柱头弱小,且多数品种不外露,每日开花时间短,这些特征都不利于异花授粉,因此制种产量非常低,难以大面积推广。”

袁隆平在“制种低产论”面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当时,袁隆平的一个学生唉声叹气地说:“难啊,干成一件事真是难啊!”

袁隆平对他的学生们说:“一个人的一生,顺利是相对的,不顺利是绝对的。我们应该有走向成功的决心和信心,也应该有承受坎坷、承受不幸的勇气。如果我们能够把前进道路上的风风雨雨化做动力,我们就会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袁隆平环视一下周围的学生,又接着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正打败我们,除非自己打败自己。在挫折面前,一定要激流勇进。失败往往是成功的前奏,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也就将要看见成功的背影了。没有挫折与失败,我们就不会懂得成功的艰难,就不懂得奋斗的可贵。”

袁隆平面对“制种低产论”者的嘲笑,丝毫也没有畏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制种高产这一关。

此时,袁隆平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最低限度需要多高的制种单产,才能开始使种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有利可图,从而开始乐于接受杂交水稻。

从此,袁隆平不分昼夜地守护在自己的制种田里。在如火的烈日下,在狂暴的风雨中,他也不肯躲避。他戴着一顶破斗笠,在制种田里,忘我地观察着,思索着……

袁隆平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杂交水稻制种产量的高低,与花粉数量虽然有关,但主要并不取决于花粉数量,而取决于父、母本扬花的时间能否一致,即双方能否在花期相遇。

袁隆平知道杂交水稻是异花授粉,父、母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品种,因此,彼此的生长发育时间肯定会有一定差别。

此时,袁隆平意识到如果母本和父本的花期一早一晚,不能同时,那么,父本散发的花粉再多,也是白搭。

昏黄的灯光下,袁隆平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他断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袁隆平忽然扔下铅笔,在桌子上猛拍一掌,站起身来,欣喜若狂地叫醒了所有正沉醉在梦乡的湖南组科技人员,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告诉了每一个人。

接着,袁隆平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从明天开始,就必须认真研究气温、水肥、土壤,以及叶龄等等与杂交制种的父、母本花期之间的关系,摸清父、母本之间的生长和开花习性等、方面的不同特点,然后准确地计算出它们在各种不同条件下,从播种到开花所需的不同生长期,以及开花、盛花和谢花的具体时间。”

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袁隆平,认真地听着他说的话。

袁隆平环视一下大家,又接着说:“以后,我们要依据它们的不同生长期,采取父、母本分期播种的办法,以及利用温度、水肥和施用生长激素等办法来调节它们的花期,使它们尽可能完满地重合。为了防止万一调节无效,我还想到一个办法:除父、母本分期播种之外,我们还可以围绕着母本的开花、盛花和谢花时间,再将父本也分三期播种,分别把三批父本的盛花期,连接不断地对准母本的开花、盛花和谢花时间,这样,即使第一批父本的盛花期没有和母本的盛花期重合,第二批、第三批,总有一批能重合。这样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这是今后我们必须紧紧把握的第一条准则。”

大家都鼓掌叫好,袁隆平面带微笑,又接着说:“我还制定了第二条准则,以前你们以为制种产量低是因为花粉不足,主张多栽父本,那是不对的。在一定的单位面积内,多栽父本,就必然要少栽母本;父本过多浪费土地和花粉,母本少了,果实就少,同样影响产量。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科学计算花粉足够的前提下,尽量少栽父本,多栽母本……”

大家都惊讶地望着袁隆平,对他这种大胆的想法感到吃惊。

袁隆平正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他从容不迫地接着说:“过去你们以为把母本栽得离父本越近越容易受粉,我现在想到这也不对;花粉飘散也会有一个死角,母本离父本太近,正好处在死角里,反而受不到粉。因此,我认为正确的栽法应该是母本成畦,父本成行,排列成阵,这样才能确保母本均匀受粉……”

袁隆平说完自己的这些想法,才感到有些口渴,他端起面前的茶杯,一饮而尽。

大家却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变得毫无睡意了。

1975年春,湖南省协作组培植的27亩制种田,平均亩产29公斤,其中高产亩产超过50公斤。

1977年,袁隆平系统地总结了制种攻关的实践经验,写出《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这篇重要论文。

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在科学界引起极大的关注。

从此,袁隆平正式确立了杂交水稻制种的科学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宣告杂交水稻制种技术的初步成型。

随着时光的推移,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掌握杂交稻制种高产的方法越来越熟练。他们依据杂交稻不同的生长期,采取父本与母本分期播种的办法,并采取调节温度、控制水肥、施用生长激素等办法,调整父本与母本之间的花期,使之尽可能完满地重合。

于是,杂交水稻大面积高产制种的时机成熟了。

1976年,袁隆平将试验范围进一步扩大,而各个试验点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般每亩增产稻谷50公斤至100公斤,比当地优良常规稻种子增产20%以上。

到此时为止,袁隆平初步探索出一条杂交水稻制种高产之路。袁隆平认为,只要认真做到,就可以选育出一批兼具营养优势和生殖优势的优良组合,就可以做到制种高产。

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仔细观察,又发现父、母本花器包颈的问题。

起初,他们用人工割叶和剥包的办法来解决,效率很低。

这时,罗孝和想到“920”对植物细胞有伸展作用,他就试探性地在父、母本抽穗扬花阶段,适时喷施“920”,结果,他高兴地发现母本包颈少了,颖花外露增多了,穗形松散了,开颖角度也加大了,有效地增加了授粉的概率。

罗孝和的这一发现,使袁隆平十分欣喜。

就这样,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揭开了我国杂交水稻大面积制种、大面积推广的序幕,并把杂交水稻的种植技术迅速推向全国,为中国农民带来了杂交水稻大面积高产的希望之光……

1975年冬天,湖南省组织 8000人,任命袁隆平为技术总顾问,赴海南制种3.3万亩,隆重地拉开全国大规模在南繁制种的序幕。

制种的结果让人们万分欣喜,首次试种,亩产即普遍超过50公斤,最高亩产达到 150公斤。

杂交稻遍地开花结果

1976年,杂交水稻先是在湖南,随后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

当年推广208万亩,增产幅度全部在20%以上。试种杂交水稻的农民无不喜笑颜开,称赞杂交水稻是黄金水稻。

贵州金沙县农业局技术员张本,是袁隆平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分配在贵州省农科院,1957年被打成“右派”,妻子也与他离婚了,他被流放到金沙,挂名在县农业局,实际长期在某大队接受劳动改造。

1975年,袁隆平得知张本的遭遇以后,叫助手寄给张本2.5公斤“南优2号”种子。

1976年,张本按照袁隆平在来信中交代的技术规程,将种子播下,再栽插成2.5亩试验田。

当地农民看到张本独特的栽种方工,都嘲笑他。但到验收时,这些奇妙的水稻,亩产居然高达850公斤,比常规稻亩产翻了一番多,当地农民都惊得目瞪口呆!

该县县委书记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亲自来视察,然后,他十分尊敬地邀请袁隆平赴金沙“传经送宝”。

袁隆平来到该县以后,受到很高的待遇,连上厕所都有警员跟随。还有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递烟递茶递手巾,随侍左右。

袁隆平从未享受过如此隆重的礼遇,他反倒被弄得很不自在。

此时,袁隆平的同学张本也身价大增,他被任命为县农科所所长,还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

袁隆平用5斤杂交稻种子,拯救一名老同学跳出苦海的故事,一时成为人间的传奇故事。

没过多久,杂交水稻以其不可抗拒的巨大魁力,成了广大农民争相购买的神奇稻种。

袁隆平也受到广大农民的高度赞扬,声望一天比一天高。

1977年,《中国农业科学》杂志发表袁隆平的学术论文《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与理论》。他在这篇论文中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向世界宣告,这项工程技术已由我国先于世界正式完满地研究成功,并同时先于世界投入实际应用。

……

植物有无杂种优势,并不取决于它们固有的生殖方式,水稻和其他植物的杂种优势,受共同的规律所支配。水稻有无杂种优势或优势大小,关键在于选配亲本。这与异花授粉植物具有很大的共同性……

在这篇论文中,袁隆平认真总结了10多年来研制杂交水稻良种的丰富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阐明了杂交水稻研究中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他还有力地批驳了持“显性学说”观点的某些学者。

与此同时,袁隆平也详细地论述了选育杂交水稻“三系”的基本原则。他在文章中写道:

从选育水稻“三系”和利用其杂种优势的目的出发,我们要求的不育材料应该是所谓核质互作型,因为这种类型比较容易做到“三系”配套。而用远缘杂交进行的所谓核置换,是创造核质互作型雄性不育的有效方法。

并非一切远缘杂交的核置换都能造成雄性不育和实现“三系”配套……运用核置换方法求取雄性不育和“三系”配套的实现,必须把握两点:一是亲缘关系的远近要适度;二要以在系统发育上处于低阶段的品种做母本。

……

这篇论文的发表,对于杂交水稻的发展、扩大“三系”杂交稻的成果,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77年8月上旬,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党和政府提出重视教育、重视科技人才的问题。袁隆平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鼓舞,他预感到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

1978年2月,袁隆平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赴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78年3月,春天的北京披上了美丽的春装。春风拂面而来,浓浓春意令人陶醉……

就在这时候,袁隆平怀着兴奋的心情步入全国科学大会的会堂。

这次科学大会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科学门类的2000多位科学精英。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致辞中说:“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在这次科学大会上,袁隆平一直十分激动。他真正明白了知识分子的价值,明白了“科学家”的含义。他深刻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于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并且深受鼓舞。

随着袁隆平的科研成果的广泛传播,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杂交制种技术已从技术人员手里转移到了寻常百姓家,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许多农民每当看到杂交稻田“金镶边”、“银镶边”的夏收景象时,都异口同声地赞扬杂交稻是“幸福稻”、“翻身稻”!

湖南省有一位农民十分高兴地说:“我们解决吃饭问题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

这位农民说出中国亿万农民的心声。

在过春节的时候,一些农民怀着对袁隆平的无限尊敬与爱戴,写下这样的春联:

上联:发家致富靠邓小平

下联:粮食丰收靠袁隆平

在农民眼里,袁隆平已经成为能够带领他们发家致富的“米菩萨”,种植“三系”杂交稻逐渐成为千百万农民的生财之道。

袁隆平和他发明的杂交水稻,深入到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对于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自1976年至1988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荣获特等发明奖

1981年5月5日,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发明奖励条例》,对籼型杂交水稻这项重大发明进行认真的评审。

评选委员会根据《发明奖励条例》第七条,报请国务院批准,决定授予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特等发明奖,发给奖状、奖章和奖金10万元。

1981年6月6日,正值火热的夏季,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在北京联合召开籼型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

大礼堂里,掌声雷动,花团锦簇。

这次授奖大会由国家农委副主任张平化主持。

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给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的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

籼型杂交水稻是一项重大发明,它丰富了水稻育种的理论和实践,育成了优良品种。在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下,大力协作,密切配合,业已大面积推广,促进了我国水稻大幅度增产。

为此,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参加发明、推广这项成果和参与组织领导工作的科技人员、农民、干部致以热烈的祝贺。

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有力地表明科学技术成果一旦运用于生产建设,能够产生多么大的经济效益。发展农业生产,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殷切期望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再接再厉,继续奋进,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务院

1981年6月6日

在授奖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给获奖者颁发奖状、奖章和奖金,袁隆平代表全体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科技人员上台领奖。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鲜花的簇拥下,袁隆平十分郑重地从方毅手中接过奖状、奖章和奖金。

这时候,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袁隆平,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方毅在籼型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上说:“籼型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丰富了水稻遗传育种的理论和实践,在国际上遥遥领先,为中国争得了荣誉。美国、日本、印度、意大利、苏联等1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展杂交水稻的研究已有10多年的历史,但都还处在实验阶段,而我们是走在前面了……”

袁隆平在授奖大会上表示,要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把荣誉当做动力,去攀登新的高峰。

1981年6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袁隆平获奖的消息,同时发表了《争当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勇士》的社论。

社论高度赞扬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技人员发扬主人翁的责任感,埋头苦干,勇攀世界科技高峰,为国争光的精神。

1984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袁隆平担任主任,他成为湖南省乃至全国杂交水稻科学研究的核心人物。

在袁隆平的率领下,杂交水稻科研队伍齐心协力,加快了杂交水稻研究的步伐。

两系法列入科技计划

进入80年代以后,袁隆平不断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巨大的荣誉,但他并没有被这些殊荣冲昏头脑。袁隆平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发展永无止境,科技界的竞争日益激烈,要想保持杂交水稻研究的世界领先地位谈何容易!

因此,袁隆平在获得成功之后,仍然在农业科学领域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不仅没有像美国朋友威尔其所说的那样,去“盖一所王府好好享受一番”,就连星期天,他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为“863”计划。

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脉的重大科技发展计划。水稻两系法亚种间杂交优势利用技术研究,被国家正式列为其中的生物工程项目中的第101-1号专题,袁隆平被国家指定为该专题组组长和责任科学家。

从此,水稻两系法亚种间杂交优势利用技术研究在原已被列为同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和国家“七五”科技攻关课题的基础上,再一次获得国家重点计划保障。

此时,袁隆平感到自己肩负的任务很重,压在他肩头上的,不仅有要使国家在21世纪的挑战面前站住脚跟的历史责任感,还有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些饥饿的人们的呼救声……

从此,袁隆平工作起来更加废寝忘食了。

1987年,袁隆平发表《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这篇论文,他在论文中提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和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这样三个战略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袁隆平亲自主持“水稻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课题。

除此之外,袁隆平还牵头组建两系法杂交水稻协作组,开展全国性的协作攻关。

袁隆平在多次实验的基础上,几度调整研究方案,使得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攻克两系法的难关

所谓两系法杂交水稻育种,是在过去的三系法杂交水稻育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过去的三系法杂交育种材料中,由于不育系自身不能繁殖后代,故必须有个保持系跟它杂交,才能使它代代相传,并拿出大部分不育后代来和恢复系进行杂交制种。

现在,中国育种专家已经发明广光、温敏核不育系,当它在长日照下表现为雄性不育时,直接用恢复系与之杂交,就可以配置出任意多的种子供大田生产,而当它在短日照下表现为雄性可育时,它自己就可以自交结实,繁育出同样具有可两用特性的后代。这样,就不再需要保持系。三系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两系。

袁隆平知道运用两系法杂交制种,有许多的优势,他说:“不育系与恢复系配组自由,有利于迅速测配出更多的优势组合供大田生产使用,可以克服三系法中存在的某些负效应,生产程序大大简化,种子成本必然降低,更有利于推广应用,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因此,袁隆平十分重视两系法杂交制种的研究工作。

因此,光敏核不育水稻的研究,1985年就列人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此后,又在全国各有关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普遍展开。

然而,几年下来,无论是袁隆平,还是全国各地其他科技人员的实验研究,都没有得到理想的应用结果。袁隆平认识到单纯利用农垦585这个种源进行试验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袁隆平在苦苦思考着。他认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必须另行找到更多新的光、温敏核不育种质资源,才会有更为广阔的试验天地,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这时候,袁隆平忽然想起当年在海南发现野败的事情,他忽然有了一个奇妙的主意。

袁隆平立即发动“863”计划101-1专题组全国各协同单位和安江农校,在继续利用农垦585进行转育试验的同时,展开寻找新的光、温敏两用核不育种质资源的“大搜捕”行动。

果然不出袁隆平所料,1987年7月16日,一个叫邓华凤的科研人员按照袁隆平的指导,终于找到了新的光、温敏两用核不育种质资源。

后来,当袁隆平来到现场时,邓华凤是这样向他汇报的:

我过去也一直在用农垦585进行转育实用不育系的试验,但总是不能如意。去年听了您的指导后,我就把精力转移到寻找新材料上来。

今年7月16日,我终于在我们的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雄花败育的突变株,我立即将开花的稻穗套袋隔离,而让没抽穗扬花的分蘖继续自由生长。

现在,打开套袋,可以看到这些在高温长日照时期开花的稻穗,全都没有自交结实;而这些更晚抽穗,在低温短日照期间开花的分蘖上的稻穗,则全都自交结了果。

因此,我判断,这株不育突变株,是一株受光、温条件控制的籼稻核不育株,它是农垦585之外的又一种光、温敏核不育材料。不知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袁隆平听完邓华凤的汇报,十分高兴地肯定了他的成绩。

1988年7月,有关人员终于确证邓华凤找到的这一育种材料,在安江盛夏高温和长日照条件下,不育株和不育度都达到100%,保持不育的期间长达50天以上。而在这50多天之前或之后抽穗开花的,则全部表现为雄性可育,可自交结实。可见它确实是一种育性受光、温条件控制的宝贵的两用光、温敏核不育系。

7月26日,湖南省科委在怀化市举行隆重的鉴定会,袁隆平亲自主持。

与会专家一致认定邓华凤发现的不育材料完全达到了两用光、温敏核不育系的各项标准,鉴定一举通过。

袁隆平亲自将该不育系正式命名为“安农S-1”光、温敏核不育系,并指出它将在今后的两系法实用性杂交育种中发挥重大作用。

接着,袁隆平再一次向他的新生代助手邓华凤表示热烈的祝贺。

1988年,显然是两系法亚种间杂交育种小项研究突飞猛进、硕果累累的一年。两系法杂交育种的发展形势比三系突破初期要红火得多,胜利似乎已是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89年,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出现盛夏异常低温情况,致使该广大区域内的一系列已经通过鉴定的光敏核不育系全部发生育性反复。也就是说,应该是雄性不育的时候,它变得可育了,使杂交制种无法进行。

广西一家科研单位无视科学规律,冒险杂交制出一批种子,1990年投放大田生产10万亩,结果由于种子不纯,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这给光敏核不育系的定义和利用光敏核不育系进行两系法制种,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首先是光敏核不育系的定义问题。许多人开始质疑光敏核不育系的定义。不少人原先以为光敏核不育水稻的育性主要受日照时间长短影响,即对光敏感,但现在无情的事实证明,没有一种已经通过了鉴定的光敏核不育系是主要受光照影响的,它们其实全都是主要受温度的影响,即对温度敏感。

大家开始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所有的光敏核不育系其实都是光、温敏互作型的核不育系,还有个别甚至完全只受温度控制,而对光照毫无反应。

针对这种情况,袁隆平建议将习惯上称为“光敏核不育系”的名称改为“两用核雄性不育系”,再在其下分为光敏和温敏两个基本类型,以便准确地表示它们的定义。

其次是利用光敏核不育系进行两系法制种的问题。

如果光敏核不育系能像它的习惯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主要受光照影响的话,那么,在通过测配解决优势组合问题之后,它的应用就不会存在任何问题。因为地球上每个地方每年各季节的日照时间长度都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不育系的不育期一旦测定,也就应该不会改变。以后每年的这段期间,它都应该能保持最佳的不育状态,只要把握好在这段期间抽穗扬花,就可以安全地进行杂交制种。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光敏核不育系的育性主要由温度决定。即使是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季节,每年的气温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这就使主要对温度敏感的这种不育系的不育期,每年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而变得叫人无法准确把握;如果遇上异常低温年,甚至可能会发生不育期消失的严重危险。而1989年所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整个杂交水稻育种界因此掉进大自然设下的这个陷阱。人们一时间议论纷纷。

有些人开始对两系法杂交失去信心,也有一些人主张淘汰现有的温敏型不育系,争取选育出最少是一个纯粹受光照条件控制,或者最起码是主要受光照控制的光敏型不育系,然后才有可能使两系法制种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面对大自然的无情重击,面对人心惶惶的不利局面,作为“863”计划水稻两系法亚种间杂交育种专题组的责任专家,袁隆平一点儿也没有惊慌。

袁隆平态度冷静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认真地进行思考。他还告诉大家,悲观失望是没有好处的,而积极进取也必须站在可能的基础之上。

袁隆平说:“根据我们多年的实践来看,那种试图完全淘汰现有的温敏不育系,选育出纯粹的光敏不育系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可能,也必将是遥遥无期。因此,比较便捷可行的办法,只能对现有的两用核不育系进行性能改良,使它们克服影响实际应用的某些性能局限,以求得快速突破。”

接下来,袁隆平仔细研究长江流域有记录以来的所有气象资料,结果,他发现该地区盛夏最低日平均气温从没有低于过摄氏24度。因此,袁隆平得出这样一个极具科学价值的结论:只要从现有的两用核不育系中,转育出若干个不育起点温度不高于摄氏24度的新型核不育系,就可以保证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任何地区安全地进行杂交制种。

袁隆平的思虑十分周密,除了平原、丘陵地区之外,他还布置工作人员在海拔 200至2000米的山区不同高度上设立多个实验点,同时展开转育试验。

最后,袁隆平经过郑重考虑,把培育出不育起点温度在摄氏24度以下的两用核不育系的任务交给自己的得意弟子罗孝和。

袁隆平笑着对已成为高级研究人员的罗孝和说:“现在,我交给你一项重大任务。你给我尽快培育出一个不育起点温度在摄氏24度以下的两用核不育系来,成功有奖。”

罗孝和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培育工作中。

就这样,在袁隆平的带领下,广大科研人员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攻克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这个难题。

1995年,袁隆平郑重地向世界宣布:“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基本成功。”

在袁隆平两系法杂交育种理论的指导下,两系法杂交高粱、两系法杂交油菜、两系法杂交棉花、两系法杂交小麦等一系列新品种相继研究成功。

我国农作物育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局面。

许多人都感慨地说:“在杂交水稻处于迷茫或转折时期,袁隆平总能够提出正确的思路,让同行们茅塞顿开,眼前豁然开朗。为什么总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说:“这就是袁先生的胆识过人之处。面对困难,袁先生毫不退缩,总是善于抓住关键,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突破困难,做出理论设计,再到实践中寻求答案。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再回到实践,直至获得成功,这就是袁先生成功的秘诀。”

袁隆平在事业获得成功的时候,丝毫也没有沾沾自喜,相反,他时时告诫自己,一定要谦虚谨慎。

选育超级杂交水稻

1985年,袁隆平从国际水稻研究所获悉,全世界面临“人口膨胀,耕地锐减,粮食紧缺”的严重危机。

当时,我国许多人被国内一时出现的“卖粮难”现象所迷惑,对于水稻高产的问题缺乏关注。

这时,袁隆平写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一文。他大胆地指出:

我国是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粮食仍是我国十分严峻的问题。我国以占世界1/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1/5的人口,提高粮食产量仍然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

目前,杂交稻虽然已应用于生产,但还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还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潜力……

不久以前,日本制定了一个水稻超高产育种计划,要求在15年内育出比现有品种增产50%的超高产品种。

面对这一国际上的育种新动向和20世纪末把我国农业产值翻一番的任务,我们认为,我国杂交稻育种,在注意提高品质的同时,也须制定超高产育种研究计划。

特别是杂交水稻,从产量育种看,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1996年,袁隆平在多年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郑重地提出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计划。

袁隆平的这一提议被国家农业部采纳,作为“超级杂交稻选育”立项,列入“863”计划。

1998年8月,袁隆平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把选育超级杂交水稻作为自己的冲刺目标。

选育超级杂交水稻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近10多年来, 培育超高产水稻品种一直是国内外水稻研究上的重点、热点和难点。

早在1980年,日本就率先制定水稻超高育种计划,目标是15年内育成比原有品种增产50%的超高产品种,这项计划至今尚未实现。

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提出培育“超级稻”,目标是到2000年育成单产潜力比现有纯系品种提高20%以上,但是,因为技术原因,他们已宣布推迟5年完成。

如今,袁隆平大胆地向这个令全世界农业科学家都深感头痛的难题挑战,令全世界的人都为之震惊。

袁隆平向朱镕基总理打了一个报告:请求支援。

朱镕基接到袁隆平的报告后,感到非常高兴,立即从总理基金中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并请人转告袁隆平,国务院将全力支持他的研究。

此后,全国20多家协作单位,数千名育种专家,又一次联合到海南岛攻关。

5年后,在袁隆平的带领下,中国的育种专家们成功地培育出以“培矮64S”为母本的几个新组合。

这些新品种进行试种以后,都取得令人惊喜的好成绩。仅湖南、江苏两省便有7个百亩片,2个千亩片,亩产超过700公斤。在云南永胜县的试验基地亩产水稻达到1139公斤,创下世界水稻单产的最高记录。

按国际同行的鉴定原则,一个新组合,连续两年在两个以上百亩片试种达标,就可以宣告超级稻育种成功了。很明显,我国超级稻从海南岛起步,虽然尚不完善,但其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列。

我国超级稻研究为什么能够如此顺利地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呢?

作为超级稻计划首席主持人的袁隆平深有感触地说:“以国际水稻研究所为代表的各国育种专家,单纯走形态改良的路子,其增产潜力有限。也有些专家单纯利用杂交优势,其增产效果也不明显,甚至只增产稻草不增产稻谷。我们研制的超级稻计划采用一条亚种间杂交与形态改良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效果最佳。”

接着,袁隆平又认真地补充说:“除了正确的技术路线以外,再就是得益于我们的三亚荔枝沟,得益于我们的天然大温室。”

2001年2月19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盛会,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在这次会议上,国家主席江泽民向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和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分别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和500万元的奖金。

当袁隆平上台领奖时,万人大会堂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首次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袁隆平和吴文俊表示热烈祝贺。在谈到袁隆平的成就时,他说:“袁隆平院士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现在,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袁隆平从江泽民手中接过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以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科学研究无止境,杂交水稻研究是我永恒的事业、毕生的追求。现在我还有两个最大的心愿,第一个心愿是抓紧超级杂交稻的研究,尽快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取得很大进展,所育成的第一阶段超级杂交稻在大面积多点示范中,亩产达700公斤以上,每亩比现在的高产杂交稻增产150公斤。我们第二阶段的目标是育成大面积亩产800公斤、米质优良和抗性强的超级杂交稻……我的第二个心愿是让杂交水稻进一步走向世界,造福其他国家和人民。我始终认为杂交水稻这一科研成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通过大家努力,杂交水稻目前已在越南、印度大面积种植,增产十分明显;在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的开发工作进展也很顺利。我衷心希望杂交水稻这一成果不但能增强我们中国依靠自己力量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将为人类战胜饥饿做出更大的贡献……”

目前,我国杂交水稻平均亩产为460公斤,但随着已经培育成功的超级杂交稻的推广,水稻的亩产量可比现在提高150公斤左右。

袁隆平充满信心地说:“当超级杂交稻的种植面积达到2亿亩时,我国每年可增产稻谷600多亿公斤,到那时候,杂交稻在我国粮食产量中的比重还会增大。”

美国引进杂交水稻

1979年5月,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闻讯赶到北京。他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正在种植一种前所未有的杂交水稻。

美国是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的故乡。美国的种子公司靠向全世界提供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种子,不知积聚了多少财富。但是,美国却至今尚未攻克杂交水稻研究的难关,尽管洛克菲勒财团斥巨资建立了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结果该项研究还是半途而废。

威尔其没有想到,中国人竟然走在美国人的前头,率先发明了杂交水稻。

威尔其感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商机。他当即向中国农业部种子公司的接待官员询问这个发明权的享有人是谁,他还主动提出想跟这个人探讨一下有偿转让技术专利的问题。

经过协商,我国农业部种子公司送给威尔其1.5公斤杂交稻种,这些杂交稻种共有3个组合,每个组合0.5公斤。

威尔其把这些珍贵的杂交稻种带回美国以后,美国圆环种子公司当年就把这三个组合的杂交稻种子播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稻田里。

到收获的季节,这些美国人惊喜地发现杂交稻种与美国的水稻良种比较,可以增产33%至93%。其中产量最低的一个组合,也比美国水稻的产量高出很多。

美国人惊得目瞪日呆,他们把这些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称为“东方魔稻”。

这一年的12月,威尔其再次来华,经过谈判,与我国种子公司签订在种子技术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的原则协议。

1980年1月,威尔其第三次来华,双方正式签订了合同。合同规定:“中方将杂交稻制种技术传授给美方,在美国制种。制出的种子在美国、巴西、埃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6国销售。圆环种子公司每年从制种总收入中提取6%付给中国作为报酬,合同期为20年。”

这是中国农业第一个对外技术转让的合同。

根据合同规定,袁隆平一行3人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制种基地传授杂交稻制种技术。

1980年5月 9日,当地时间9时,袁隆平作为首席专家,带领着由他和湖南省农科院副研究员陈一吾,和慈利县良种场场长杜慎余组成的中国杂交水稻专家组,乘飞机到达洛杉矾。

威尔其和几个美国专家数人很早就打着牌子在机场迎候。

看到袁隆平等人走下飞机舷梯,撑着牌子的威尔其等人连忙满面笑容热情地迎了过来。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威尔其与第一个向他伸过手来的首席专家袁隆平只是礼貌性地轻轻握了一下,就放过去了,却紧紧地握住第二位接上来的陈一吾的手,又是拥抱,又是贴脸,嘴里还十分亲热地说:“您好,尊敬的袁先生!我是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能够结识您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并在美国接待您,我感到非常荣幸!”

陈一吾知道威尔其认错人了,感到十分尴尬。

原来,威尔其虽然多次到中国谈判引进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但却一次也没见过这项技术的发明者袁隆平。在他的想象中,袁隆平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肯定是一副养尊处优、衣着考究、书卷气十足的派头,因此,他一见到风度翩翩的陈一吾,就误认为是袁隆平了。

袁隆平和杜慎余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都不禁掩口而笑。

威尔其知道自己认错了人,他随机应变,做了一个幽默的怪脸,跟着客人放声大笑起来。

接着,威尔其一面耸肩摊手表示遗憾,一面连声道歉说:“对不起,你们哪一位是袁先生?”

陈一吾连忙推过袁隆平用英语介绍说:“威尔其先生,这位才是首席专家袁隆平先生。我们都是他的助手。”

威尔期这才认真地打量着皮肤黝黑、其貌不扬的袁隆平。他没有想到,这位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竟然活像一个勤劳朴实的乡下老农。

“尊敬的袁先生,我认错人了。请您原谅!请让我再次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欢迎。您将是我们公司和所有美国人最尊贵的客人和朋友。我衷心地祝愿您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得愉快!”威尔其一边热情地说着,一边再次握住袁隆平的手,并紧紧地与他拥抱、贴脸。

袁隆平面带微笑,很诚恳地对威尔其说:“谢谢您的热情迎接,威尔其先生。您认错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是一名水稻专家,长年在田间试验,所以看上去与中国农民没有多少区别。”

威尔其不禁被袁隆平的友好与坦诚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微笑着邀请袁隆平和他的同伴们上车。

袁隆平刚到美国不久,就应加州大学农学院的邀请,与教授、研究生们举行座谈,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后来又应邀参加全美水稻技术会议。

美国许多农业科技人员在得知中国的杂交水稻从开始研究到“三系”配套成功只用了9年时间以后,都对此表示敬佩。

美国当地报纸、杂志和电视台专题报道中国杂交水稻的成就和袁降平等人到美国传授制种技术的消息。

一次,袁隆平身着中山装,在旧金山唐人街与当地《华侨日报》一记者相遇。起初,记者认为袁隆平是来美国学习先进技术的,当他得知袁隆平是来美国传授杂交稻制种技术时,感到十分惊讶,立即对袁隆平进行跟踪采访,并邀请袁隆平到旧金山华侨商会座谈。

第二天,《华侨日报》刊登“中国水稻专家来美传授技术”的新闻。旧金山电视台也竞相报道。

这些报道,使美国人感到震惊,也使中国侨胞深感自豪。

1980年9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在湖南农业科学院主办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

来自五大洲10多个国家的水稻专家赶往长沙市东郊的马坡岭,参加杂交稻培训班。袁隆平任主讲教师,他经营的杂交稻田就是这个培训班的实习课堂。

使人们感到意外的是,袁隆平的授课竟然是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开始的。袁隆平说:“恩格斯告诉我们:物质的任何有限存在形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

接着,袁隆平开始谈到水稻杂交的问题:“人们曾经把‘水稻白花授粉’的习性看成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而我们则依据自然规律将它改变为杂交作物……

众所周知,大自然是极其复杂的,可是,当我们用现代科学对它揭密以后,谁能想到,它竟是用最简单的法则构成的。构成一个事物,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按照一种模式来复制,大自然所用的正是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看似简单,但大自然却用它创造出了种种奇迹,创造出了一个多姿多彩、充满了生机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既要崇拜自然,又要鼓起征服自然的勇气……”

袁隆平的讲课,生动幽默,却又充满睿智的思考与不倦的探索激情,深受各国学者的喜爱。

一位外国学者说:“听袁先生讲课,总觉得有一股不可遏制的科学冲动,有对新鲜事物的灵敏嗅觉兼之深沉的思考,有乐而不疲的创新欲望。从哲学的层面看,袁先生对科学的贡献超越了创建杂交水稻本身,其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同样有借鉴意义。”

还有一位外国学者称赞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民族。在袁隆平身上,我们看到这个民族优秀子孙的良好品格。袁先生所创建的杂交水稻,是中华民族开掘出的新的瑰宝。”

1994年2月,应美国得克萨斯州水稻技术公司总裁的邀请,袁隆平率团再一次赴美国休斯敦与该公司就共同开发两系杂交稻举行谈判,草签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与美国水稻技术公司合作开发两系杂交稻的协议。

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正式批准这一协议。这预示着杂交水稻走向世界又迈出新的步伐。

袁隆平发明了杂交水稻,向全世界证实了中国农业科学家在发展中国农业科学的事业和探索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甚至世界经济的发展。

把荣誉献给党和人民

从1985年开始,袁隆平多次荣获国际性科学大奖。花环、荣誉和奖章一起向袁隆平飞来……

1987年11月,在法国巴黎,袁隆平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至1987年度科学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先生在颁奖会上称赞袁隆平取得的科研成果,是继20世纪70年代国际培育半矮秆水稻之后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袁隆平将这次获奖的1.5万美元全部捐献给国家,作为杂交水稻奖励基金,以奖励在这一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以期望中国在这一领域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对于袁隆平的举动,许多外国记者感到难以理解。在巴黎领奖时就有不少记者跟踪采访。

不少记者问袁隆平:“袁先生,您把奖金全部献给国家,那么,你搞科研的动力是什么?”

袁隆平不假思索地回答记者:“成绩与荣誉归功于祖国,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1995年1月12日,首届何梁何利基金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袁隆平荣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生物学奖”。他面带微笑,走上领奖台,说:

这次我只是作为农业科技战线上的一个代表获得了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生物学奖’,所得的荣誉应该属于全体农业科技战线上勇于攀登高峰的科技工作者。

今后,我将更进一步努力工作,为我国的粮食增产做出更大的贡献。

获得首届“何梁何利基金奖”的有钱学森等24名著名科学家。

其中,袁隆平是是农业科学领域中的唯一获奖者。

2000年4月,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在她的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在20世纪的长空里,灿若星辰的科技文明造就了许多奇迹。

“东方魔稻”这一神话般的奇迹,它不仅使一个泱泱大国——中国,走出了吃粮受限的低谷,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掀起了一股“绿色风暴”,给不同肤色的人民带来福音。

这是一个中国科学家创造的奇迹,他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世界农业发展史册上已定格了他的名字和成就,他的影响将延伸至下一个世纪,乃至更久更远……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所以能研究成功,除了他锐意进取,含辛茹苦地劳动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关怀和支持。

因此,袁隆平一直说自己是“寸草仰春晖”。

1981年6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袁隆平撰写了题为《寸草仰春晖》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

党的60周年诞辰来到了。此时此刻,我回顾籼型杂交水稻研究成功的历程,激情自然而然从心房喷发出来,涌向笔端。我要歌颂党,是党的阳光和雨露养育了科技花苑中杂交水稻这朵奇葩。

这项成果的幼芽刚破土冒出地面,就受到了党的阳光的照耀……

袁隆平在文章的结尾,十分郑重地表达了自己对党的敬爱与感激之情,他深情地写道:

我不厌其烦地写下这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是因为每一件事都体现了党对我们的关心和培育,都加深了我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

今天,面对鲜花和赞美,我反复思考,我国杂交水稻为什么能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呢?

寸草仰春晖,全靠党的好领导啊!

我决心在党的指引下,戒骄戒躁,为发展杂交水稻做出新的贡献,让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事业永远兴旺发达,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