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珠峰之巅——大气物理学家

叶笃正

我有一支能透视未来的望远镜，通过它我看到了一个年过五千岁的中华民族站在珠峰之顶，面带慈祥的微笑，遥望着远方。

——叶笃正语录

（一）

从18世纪中叶直至21世纪的到来，在这200多年里，工业革命的浪潮从欧洲蔓延到全球，化石燃料为人类生活燃烧出辉煌灿烂的时代。然而，就在这一片繁荣之中，一个永恒的命题也随之诞生，即：人类对大自然如果毫无节制地掠夺，总有一天将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这既是一个科学的命题，也是一个哲学的命题；既是对中国古代老子“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印证，又是实现科学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已经唤起越来越多地球人的觉醒。但是，还有不少人依然沉睡在甜蜜的梦中。当黎明的曙光升起，只见彩霞飘过蓝天，旷野繁花似锦，小溪在婉转歌唱，鸟雀在枝头啼鸣……突然，呼啸的尘暴铺天盖地，飓风夹着暴雨，江河泛滥，冰凌压倒高压线塔……气候变化喜怒无常，地球冷暖捉摸不定，以致造成全球自然灾害连连，疾病瘟疫肆虐流行，一场灾难刚刚过去，又一场新的灾难接踵而至。严酷的现实让地球人触目惊心！此情此景，也令全球许多科学家夜不能寐，忧心如焚！不是吗？当大西洋的飓风掀起滔天巨浪，一夜之间破坏了美国的一个城市；当印度洋的海啸席卷几个国家，瞬息间夺走几万人的生命；当大片丰腴的农田绿洲一天天被风沙蚕食，最终变成无边的荒漠；当广袤富饶的非洲在干旱的蹂躏下痛苦呻吟，谁能预料明天还会有什么样的悲剧会在我们身边发生？科学家预言：如果全球继续变暖，地球上的许多岛屿将被海水吞没，大洋沿岸的很多城市也将面临灭顶之患。面对全球变化，人类应该做些什么？

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有识之士都在苦苦地探索着。联合国和各国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文件及相关条文不计其数，人们试图找到应对自然环境恶化的良方妙药。为了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联合国确定每年4月22日为“世界地球日”、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2月2日为“世界湿地日”、3月21日为“世界森林日”、3月22日为“世界水日”、7月18日为“世界海洋日”等，都是在期望唤起全世界人们的警醒。

94岁高龄的中国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就是这样一位先知先觉者。从1935年在清华大学专攻气象专业，到今天成为中外著名的大气物理科学大师，他在气象科学领域已经耕耘了70多个春秋。他在大气动力学、东亚大气环流、青藏高原气象学和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等方面所作出的独特的开创性贡献，使他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说，不管到世界什么地方，只要一提到芝加哥学派，提到芝加哥学派中的叶笃正，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人们说，在地球环境变幻莫测的今天，叶笃正是守护春天的使者。

2009年春节前夕，叶笃正曾向前来看望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提出两个建议：一是要把环境治理作为产业，以推动就业，拉动内需；二是各国应有序应对全球变暖。

心系天下，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既是科学家的责任，也是叶笃正这一生献身科学的动力。作为一个大气物理学家，他对全球气候的变化比别人有更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100多年里，人类活动特别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导致了全球变暖。对此，世界90%的科学家都认为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现在，没有人不承认全球变暖了，而且都认为会继续变暖。可以说，排放温室气体是人类的第一个无序活动。

叶笃正说，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孤立地自我发展而不管别人。大家已经看到，美国的一场金融风暴，导致全世界的经济动荡。全球变暖也是如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互相影响的。非洲影响美洲，美洲影响亚洲……如果每个国家都想利用现代工业带来的好处，而不去管给别国造成的麻烦，结果就变成了第二次无序活动，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叶笃正强调，目前，应对全球变暖缺乏整体措施。这不是某个国家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各国政治家、科学家达成共识，把这件事情列入议事日程。这其中，各国科学家和大型国际科学计划应该做的是，研究亚洲、非洲等几大洲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各个国家又分别受到哪些好的和坏的影响？同时，要建立研究模型，进行虚拟试验研究。各国都说全球变暖导致了洪水泛滥、冰川融化，都强调全球变暖带来的不利，怎么办？这就需要模拟试验，模拟出全球变暖给各个国家造成的正面、负面影响；并且这个模拟试验还不能只顾眼前，要有前瞻性。以试验虚拟出多种结果，提出若干办法，然后报送联合国，让大家来研究评判，拿出对策。

叶笃正认为，在继续减排的前提下，各国应有序应对全球变暖。这是基于全球整体的发展、整体的可持续、整体的最佳，而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局部的最佳。

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有序应对全球变暖。这是一个多么富于远见卓识的战略思考！半个多世纪的气象科学生涯，叶笃正已经习惯于这种高瞻远瞩的目光。他的视野比高山、海洋、大地、蓝天还要高远辽阔，他的思绪牵系着每一道山梁，每一朵浪花，每一株小草，每一颗星辰……

有一次，叶笃正去北京颐和园游览，徜徉在碧波荡漾的昆明湖畔，只见游船如梭，波光潋滟。湖面上，万寿山的倒影摇曳在蓝天白云之间，清风拂面，翠柏含香，古朴典雅的皇家园林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他沉思许久，突然微笑着对身边的同事说：“我这几年经常在想，现在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接着，他又谈到他与符淙斌正在研究的新课题：有序的人类活动。科学家认为，近百年全球变暖的原因之一，就是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引起温室效应造成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活动已经对人类的生活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叶笃正与国际上其他学者提出和研究的有序人类活动课题，是对全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是科学家为应对全球变暖、土地退化等问题开出的一剂良药。的确，人类要在地球上长久地生存，就必须适应自然、保护自然，在向大自然索取的同时，要约束自己，要有很强的自制能力，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恩格斯早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关注人类的命运，肩负科学家的责任，叶笃正每天都在思考着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他习惯将思索的成果迅速地与别人交流。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喜欢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将他对科学问题的思考随时记录下来。他说，做科学研究就自然会使自己处于无穷无尽的思考状态之中。开会也好，走路也好，甚至半夜想起一个问题，他也会突然爬起来记下自己的想法。他说，这些偶然闪现的灵感火花，往往是解决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线索。

也许勤于思考会使人变得年轻。已经是94岁高龄的叶笃正还坚持每周一、三、五去研究所上班，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稍有空闲，他还翻翻地理、探险类杂志。每天晚上，他都坚持到户外散步，锻炼身体，还尽可能地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现在，他还是独自走上三楼，他喜欢这种自己向上攀登的感觉。

90多年的人生旅途，他是一个顽强的攀登者。带着深深的思考，沿着崎岖坎坷的山路，顶着烈日骄阳，冒着狂风骤雨，踩着荆棘泥泞，一步一步躬身前行，终于攀登上了大气科学的珠穆朗玛峰。此刻，他的头顶上闪耀着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光环，俯瞰大地、笑傲风云，他以更加犀利的目光，以更加从容、豁达、坚毅、淡定的心态，注视着任重道远、永远没有止境的大气科学。

（二）

人们常说，登高望远。作为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是站在青藏高原，从青藏高原的气象万千中来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他认为，搞科学研究要视野开阔，不能仅仅就事论事来讨论一个具体问题，要把视野打开，要打通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甚至与社会科学的界限，在一个很宏观很前瞻的视点上考虑问题。因此他做气象学研究，总是能够迅速捕捉到其他领域可以借鉴或者衔接的方法，他的视野总是超前若干年；叶笃正的另一个重要治学精神，就是他极为重视实践。在总结自己的成功之道时，他总是强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求实、求实、再求实，认真、认真、再认真。正是这种放眼全球、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使叶笃正在气象科学的众多领域屡屡作出开拓性的贡献。

1943年，叶笃正在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史地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我国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慧眼识珠，推荐他进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就在这一年秋天，他考取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气象学、海洋学家罗斯贝，成为芝加哥大学研究大气环流团队的成员，正式开始了大气动力学研究。在导师的指导下，1948年叶笃正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研究助理。由于叶笃正的勤奋和聪颖，留美期间，他发表了十多篇重要的学术论文。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美国《气象杂志》上发表的博士论文《大气中的能量频散》，这篇论文被誉为动力气象学的三部经典著作之一，并使叶笃正蜚声国际气象界，迅速成为以罗斯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气象学界认为，叶笃正的这篇论文对罗斯贝提出的长波理论具有实质性的贡献，并成为现代天气预报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罗斯贝对这位得意门生喜爱有加，委派他担任夏威夷一个气候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使他在气象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展露才华有了新的机会。

叶笃正的这些出色成绩，引起了美国气象局的关注。当时叶笃正的工资已达年薪4250美元，在周围的同事中是最高的，美国气象局表示愿以年薪5000美元以上的优厚待遇请叶笃正到美国气象局下属的研究部工作。在当时，这个薪水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对于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很高很高的了。用叶笃正的话说，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买车就买车，想租一套公寓就租一套公寓。如此丰厚的待遇，不少美国同学劝他去做，但是，这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叶笃正的爱国热情在胸中燃烧，他想起当年不顾学校禁令，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景，想起历经战火和贫困摧残的祖国正百废待兴，更加坚定了回国效力的决心。他多次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回国申请，但都遭到了拒绝。美国气象局让罗斯贝劝说叶笃正留在美国，叶笃正向罗斯贝诉说了自己的心迹：“教授，你知道，国民党政府是个腐败的政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美国。如今，这个反动政府已经被推翻，我要回去和中国人民一起建设我的祖国。”望着学生殷殷期待的目光，这位美籍瑞典老人感动了。叶笃正还对罗斯贝说：“中国在气象方面非常落后，我回国之后要在中国建立‘芝加哥学派’的北京分学派，让‘芝加哥学派’在中国发展。”看着这位立志振兴中国气象学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罗斯贝笑着同意了叶笃正回国的请求，并说：“好吧，我帮助你！我请你先到瑞典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从瑞典去中国。”正当叶笃正准备动身去瑞典时，得知一艘名叫“威尔逊总统号”的轮船要在香港靠岸，于是，叶笃正于1950年8月27日，登上这艘轮船，横渡太平洋，绕道香港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在罗湖，他受到祖国亲人的热烈欢迎。望着载歌载舞的人群，那一刻，叶笃正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喊出了：“Finally，I’mhere，I’mhome！（终于，我到家了）”

（三）

回家的感觉真好。对于叶笃正的回国，他的老师赵九章、涂长望喜出望外，对他今后的工作作了精心的安排。当时，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涂长望是中央军委气象局局长。叶笃正既是地球物理所副研究员，又担任了该所北京工作站站长，负责监督军委气象局与地球物理所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气候资料室的工作。叶笃正终于能够沐浴着北京的阳光，呼吸自由清新的空气，心情格外畅快。他和同事们为新中国的天气预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他和顾震潮一起担任了地球物理研究所天气气候研究室主任，在以后的十几年中，研究领域和规模从当初只研究古典气候的十几个人的科研小组，发展成国际知名的大气科学研究所，从原来的天气动力学气候学扩展到大气物理学，并开拓了数值预报、大气探测、云雾降水物理和人工影响天气、大气电学、大气湍流等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在东亚大气环流、大气适应过程、寒潮、东亚季风、长期天气预报等方面建树卓著，研究范围几乎包含了所有大气科学分支。1978年，叶笃正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担负起恢复因“文革”而中断10年之久的中国气象事业的重任。叶笃正在祖国的土地上耕云播雨，施展才华，可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可以尽情挥洒自己的智慧和豪情了。

1979年，叶笃正率中国气象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一位美国老同学知道他在“文革”中遭受了不少磨难，私下问他：“你现在后悔当初回国了吧？”

“不，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为祖国做了不少事，即使受些苦，我也不后悔。”叶笃正微笑着作答。

“如果你一直在美国工作，会写出更多的文章。”这位同学惋惜地说。

“我如果留在美国，生活会好得多，也会多写几篇高水平的论文，但生活水平高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再说，论文的多少也不是衡量科学成就的唯一标准。我在中国培养了不少学生，比在美国所能培养的多得多，这也是科学成就吧。同时，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建立了中国的大气物理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在美国也有一定的声誉。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这样一个研究所，不仅对中国，即使对世界气象学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贡献。美国能给我这些发展机会吗？”叶笃正滔滔不绝，面颊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也许这位美国同学很难理解叶笃正的思想，但是，叶笃正对人生和祖国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在漫长的科研生涯中从来都没有动摇过，而且矢志不移。他经常对他的学生说，科学工作者要追求真理，更要把自己的事业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事科研工作要牢牢记住三个出发点：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其次要选择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再就是还要在此基础上创新，探索更先进的方法。叶笃正就是这三个出发点的实践者、探索者、开拓者。他把大气科学研究的目光始终投向高远的时空。

1957年，叶笃正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东亚大气环流》的英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研究了东亚环流的季节变化，描述了影响东亚天气的主要天气系统，以及西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就西藏高原是热源还是冷源的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这篇论文发表后，在国际气象学界引起极大关注。50年过去了，它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大都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东亚大气环流是怎么回事呢？叶笃正为什么要研究东亚大气环流呢？大气环流的研究是指对大规模大气运动规律的研究，大气环流基本规律是天气预报和气候变化的基础。东亚大陆有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东临太平洋，南濒印度洋，这使得东亚大气环流有很多特殊性质，影响着东亚地区的天气和气候。东亚大气环流又在全球大气环流运动中与其他环流相互制约，因而影响到全球的气候。可见，大气环流的运动规律和任何变化，都将对地球的生态和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巨大影响，有时，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的排放增加，地球像一个温室，变得越来越暖。在今天，这已是一个被广泛认同的观点，可如果倒退20多年，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却屈指可数，而叶笃正就是其中之一。

“我年轻的时候，北京的冬天要下很厚的雪，可现在……”叶笃正曾望着窗外干冷的天空对记者们说。从1984年开始，年近七旬的叶笃正就对全球变暖的情况非常担忧，他感到全球成了一个塑料大棚，温室效应使全球的温度越来越高，估计未来100年里，平均温度还要增加2摄氏度左右。全球变暖，将威胁人类的生存，譬如：水的质量会酸化；水酸化之后，树木难以成活，河水里鱼儿濒临灭绝，土地上的农作物会减产。再譬如：夏天更加炎热，热浪会多起来，细菌增多，疾病蔓延，人们有可能天天感觉像发高烧一样。再有虫子也多了，会频繁发生虫害。全球变暖将破坏地球环境，譬如：由于海平面上升，部分国家的国土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暴雨、干旱等异常气候增加；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部分珍贵的遗传基因减少；由森林采伐及异常气候等带来的沙漠化；对水资源产生影响，缺水现象加剧。

20多年前，“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这一观点还没引起人们重视，在学术界内也存在着争议。但多年从事气象研究，开创了中国全球变化研究的叶笃正，却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沿而且重大的战略性问题，“有排放，就会有变化，怎么变？中国应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科学工作者应该考虑的。”他坚定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个全新的领域。经过大量的分析研究，他和同事们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有序人类活动”的概念，并且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理论和实际措施。

在普通人们的眼里，春天万物熙熙，夏日百草榛榛，深秋山山寒色，隆冬树树冷光。天地革而四时成。当地球在阳光雨露的哺育下创造着生命的诗篇时，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气象学家正在关注着大气环流和全球变暖，为人类的生存环境殚精竭虑。叶笃正一时一刻没有忘记一个气象科学家的责任，他带着贴身的小本子跋涉在高山大河之间，遨游在气象科学探索的风云之中。

为了寻求真理，探索真知，叶笃正从来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也没有满足于过去已有的结论。他对自己的导师罗斯贝一直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但是，在科学探索的问题上，他没有迷信老师得出的结论。他说，权威是人不是神，要敢于质疑权威的论断，敢于指出权威科学理论中不正确的成分。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才能对权威阐述的科学结论加以发展，才是对权威的真正尊重。

1936年，罗斯贝在研究大气运动状态变化规律时，首先对大气运动最根本的原因是大气质量分布不均匀的经典理论，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在风与气压的关系上有的运动中质量分布不是运动的原因，而是运动的结果。但是叶笃正认为，单独强调气压为主导或风为主导的结论都是不够全面的。他通过物理过程的分析，得出风与气压的适应过程与大气运动的范围有关的结论。并且认为，罗斯贝老师等人的观点，只是在几百公里范围的天气系统中成立，而在波及数千公里范围的天气系统中，传统的观点依然是正确的。有人说，叶笃正推翻了权威的理论。叶笃正总是摇摇头回答：“‘推翻’两个字是不够准确的。只能说敢于质疑老师的主张吧。实质上我只是对老师的论点的补充。我的论点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深信未来的学者一定会有更全面的论断。”

叶笃正的另一个学术成就是创立了青藏高原气象学。西藏高原横亘在祖国西南边陲，这里高山耸立，群峦叠嶂，谷深流湍，气象万千，著名的珠穆朗玛峰像一柄银光闪闪的利剑刺向云天。地壳运动造就的这一世界地理奇观，在全球大气环流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对中国、亚洲乃至全球的气候会产生哪些影响，不能不引起气象学家的极大关注。20世纪50年代，在两次科考数据的基础上，叶笃正开创了青藏高原在夏季是一个热源、在冬季是一个冷源的学说。青藏高原的动力作用和热力作用，是叶笃正的最大发现之一。尽管在叶笃正之前，已经有了关于地形对大气环流影响的研究，但是，1959年叶笃正与他人合著出版的《西藏高原气象学》和1979年与他人合著出版的《青藏高原气象学》，以及他的学生和同事们在青藏高原所作的艰苦卓绝的数十年考察研究，才终于使青藏高原气象学这门学科系统地建立起来。如今国际气象学界在研究地形对气候的影响时都接受并运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叶笃正的目光是超前的，在攀登青藏高原气象学的征途上，他比别人走得更早更扎实。如今，当我们每天收听天气预报，感受到天气预报的神奇和准确时，不能不敬佩叶笃正的远见卓识。

在对气象的研究中，叶笃正的目光没有只是停留在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他还与世界其他科学家一起把目光投向了全球气候变化。1982年叶笃正开始连续两届担任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联合科学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参与了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制订；1991年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成立，叶笃正连任两届主席；作为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设计者、组织者之一，叶笃正为计划的制订实施作出了重大贡献。“八五”期间，作为气象学界的首席代表，叶笃正担负起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我国未来20年至50年生存环境变化趋势预测研究”，使中国在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的研究方面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叶笃正和他的同事在一本科普著作里给读者提供了下面一组数据：“全球平均地面温度自1861年以来一直在增高。20世纪增加了0.6度左右，增幅最大的两个时期为1910～1945年和1976～2000年。20世纪是过去1000年增温最大的100年。而且，增温并不限于地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表以上8000米大气温度一直都在增加。1998年是过去100年中最暖的一年。在气候变暖的同时，现在全球雪的覆盖面积比20世纪50年代末减少了10％左右。全球海平面有的地方已经升高12厘米。”叶笃正认为，影响气候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太阳黑子、地球的转动姿态、火山爆发、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等，引起气象学家高度重视的则是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问题，诸如温室气体的增加、地表状态的变化等。科学家经过长期研究证明，如果没有人类无序活动的影响，是不会出现现在这样严重的全球变暖现象的。

一个人如果体温升高一两度，就意味着生病。那么，我们人类共同的母亲——地球一旦体温升高再升高，又会是怎样呢？人类又该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并采取切实措施来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呢？

叶笃正的回答是明确的。2000年他和吕建华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未来全球变化影响的适应和可持续发展》的论文。论文中提出，可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和破坏臭氧层的物质排放，减轻和缓和人为造成的全球变化压力；二是由于全球变化的趋势在未来一百年内不可逆转，人类必须适应这样的全球变化趋势。不同地区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以适应全球的变化。

根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就是既要满足人们当前需求，同时又不损害下一代人的生存需要，叶笃正认为，可持续发展要考虑对全球变化的适应，只有适应全球变化的可持续发展，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适应和发展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实现适应全球变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1984年，他与美国几位科学家联合研究全球变化这个新的课题，到今天，20多个年头过去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全世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多年前，他因开创国内大气动力学研究而赢得世界气象学界的赞誉，现在，他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全球变化这个牵系着全球人类命运的重要新领域。2003年他和他的同事们首次提出“有序人类活动”的概念，并设计出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框架。经过多年研究，“有序人类活动”概念已经成为研究人类生存环境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大科学概念，标志着对生存环境变化规律认识的深化和提高。叶笃正的思考总是超前的，一个90多岁的老人，关注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关注着子孙后代的幸福，而且为此不舍昼夜地辛勤工作，怎能不让人感佩！2003年《世界气象组织通报》载文指出，叶笃正是全球变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他最早指出大气化学研究的必要性，为全球变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全球变化的可预报性气候和生态敏感地带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等。2003年，世界气象组织向叶笃正颁发了世界气象组织奖，表彰叶笃正在基础和应用两个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包括：创立青藏高原气象学；发现大气环流突变；提出能量频散理论；开创全球变化及对可持续发展、有序人类活动和全球变化影响适应的研究；建立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促进国际合作和该领域中许多杰出年轻科学家的培养。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获此殊荣。

（四）

天空中有气候，团队中有氛围。严格要求，学风民主，是叶笃正治学的重要原则，也是他在科研团队中长年营造出的学术氛围。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在大气物理研究所，所有的人都把叶笃正尊称为叶老，叶笃正的秘书崔桂云说：“几百个人的研究所，很多研究人员都是叶笃正的学生，还有不少是叶先生学生的学生。譬如，黄荣辉院士和黄刚研究员父子俩都是叶笃正的学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在研究所里被传为佳话。作为晚辈，我们跟叶老在一起，从来不用担心相处问题，他不会因为谁资历浅而不重视谁，也不会因为谁声望高而轻信谁。你可以轻松地跟他开玩笑，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直接跟他争辩。”

叶笃正从不认为自己是权威，在谈到他的学术成就时总是要强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就，荣誉应该属于集体。他说：“个人离不开群众，荣誉归于大家，要感谢舞台，因为舞台是大家给的；要感谢大家，因为单人唱不成戏，配角甚至更光彩……”学生延晓冬给老师的这段话起了个名字，叫“舞台学说”。

这不是自谦之辞，是发自内心的话。叶笃正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时说：“所有奖项，包括世界气象组织奖在内，都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而是属于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大气科学研究的中国科学家这个群体的。”在庆祝他80寿辰的大会上，他特别讲到老师对他的培养，他说：“一个人就是一个演员，人一生就是不断地演戏。演戏需要舞台，正是我的祖国，是中国科学院和大气物理所，给我提供了这个舞台，使我能当一个比较好的演员。演戏一个人不成，它需要多个演员相互配合，彼此帮助，协同动作。我就是在这个群体中演戏的。”2005年在庆祝他90寿辰的大会上，来自国内外的科学家和他的学生争相发言，赞扬叶笃正是诲人不倦的榜样、做人治学的楷模，是大气科学和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叶笃正却说：“今天大家为我讲了很多好话，对我来说，值吗？配吗？我不敢说。我希望在走完这一段之后，能够配得上大家的夸奖。”在叶笃正看来，他对已经取得的成就并不满足。而且，在谈到这些成就时，他始终没有忘记老师的培育之恩。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我一生从事气象事业中，赵九章和李宪之教授是我的启蒙老师。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我考入了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涂长望和王淦昌先生是我的老师。当时浙江大学校长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奠基人竺可桢前辈，他办校的‘求是’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有决定性的意义。1945年初，我赴美国学习，进入芝加哥大学，导师是气象学界泰斗罗斯贝。”他深情地讲述了罗斯贝对他的教诲，衷心感谢这些德高望重的导师对他做人做学问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有了非常之人才能做出非常之事。叶笃正深知发现、培养、使用人才的重要性。从1950年回国那一天起，他就把组建浩浩荡荡的气象科研大军作为自己肩负的重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庆存、周秀骥、巢纪平，中国工程院院士任阵海就是当年他在天气气候研究室担任室主任时一起工作的年轻同事，如今已经木秀于林。黄荣辉、吴国雄、李崇银院士，也都是他的学生。符淙斌院士则是在他长期带领下成长起来的。他亲自培养的数十位研究生如今都已经成为有成就的科学家。他的学生说，叶先生培养人才有一套成功的模式：第一步，指定题目，并交给做法，用这种方法完成两三个题目，初步学会做科研工作；第二步，他出题目，科研人员自己想办法完成，他做指导；第三步，由科研人员自定题目，自行完成，他做指导。从这个培养模式中可以看出叶先生逐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良苦用心。

在科研工作中，叶笃正喜欢不畏权威、有独特见解、敢于创新的年轻人。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流行一种臭氧观测方法，青年科技人员魏鼎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种观测方法不是唯一的。许多人对魏鼎文的意见提出质疑。叶笃正知道了这件事，把魏鼎文的文章仔细研究了一下，认为很有创见，支持他拿出去发表。后来，国内外的气象学家给此文予以很高评价，认为是臭氧观测领域里的重大贡献。1956年，当时还很年轻的巢纪平院士，做了一项三维非线性地形对大气环流影响的研究，这个研究被否定了。巢纪平很苦恼，也很失望。他找到当时并不主管他的研究室工作的叶笃正，诉说他的想法。叶先生看完他的文稿，很是高兴，随即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稿说：“我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不过是正压大气的，你做的是斜压大气。我不继续做了，你做下去吧，由我来安排。”叶笃正知道，斜压大气研究比正压大气更为复杂，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位年轻人勇挑重担。他还把自己身边的两位统计员安排到巢纪平的研究工作中，协助巢纪平用了三年时间完成球函数计算，巢纪平的文章最后发表在《中国科学》杂志上。符淙斌院士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不能把季风仅仅看做纯粹的物理问题的意见。很多人表示不同意。叶笃正却鼓励他在多次国际会议上阐述自己的论点。后来，符淙斌的观点不仅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而且被地球系统科学伙伴计划采纳，成为季风亚洲全球变化区域集成研究的理论框架。

提携年轻科技人员，为他们脱颖而出开道，是叶笃正的一贯作风。当年，年仅43岁的曾庆存，就是在叶笃正鼎力推荐下，经专家评审，从助理研究员破格提拔为研究员，后来，曾庆存成为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吴国雄院士现在只要一谈到叶先生对他的培养，总有说不完的感激。他于1977年考取叶笃正的研究生，在读期间，大气物理研究所推荐他参加到国外学习的考试，结果成绩合格。吴国雄犯愁了，去还是不去？他舍不得离开恩师。考虑再三，他决定留在叶笃正身边继续学习，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叶先生。没有想到，叶先生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国家封闭了很多年，国外在大气科学领域前进的速度非常快，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到国外好好学习先进的科学，学成之后再回来做研究工作。”谈起这件事，吴国雄深有感触地说：“叶先生的高尚就在这里，当时他非常需要人，但还是坚持让我去国外学习。”1980年，吴国雄在英国获博士学位，欧洲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中心希望他留在那里工作，他立即给叶先生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叶笃正在回信中说：“‘欧洲中心’是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人家削尖脑袋都进不去，你不应该放弃这个学习的机会。”吴国雄铭记着恩师的嘱托，在该中心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1984年回到祖国。吴国雄回国后，在大气科学领域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并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6年3月19日，叶笃正在接受《中国科学纵横》采访时讲到科技创新问题。他说，大头针包起来，不管怎么包，这尖都能露出来，挡不住！谁出来了？不知道。这个尖一定要有。但是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水涨了，船才能高。如果人才只有一个尖，一倒也就没有了。

叶笃正深知创新人才培养与基础教育的辩证关系，对青年科技人员和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教育他们要培养求实认真的学风。有一次，一个学生拿出一组数据，叶笃正就问他，数据准确吗？学生回答，差不多吧。叶先生一听就火了，什么叫差不多？到底差多少？问得学生哑口无言。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马虎，叶笃正反对那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字眼。什么可能呀、也许吧、大概吧、差不多，在叶先生那里都统统通不过，一是一，二是二，不能有丝毫含糊。

一些年轻的科研人员有时担心自己的选题被别人抢去，影响自己出成果。叶笃正就批评他们：“我说一句很苛刻的话，是没出息！应当从你成功这个角度看问题，不应该怕人家抢了你的饭碗。”

黄荣辉院士是深受叶老影响的学生之一，他说：“有的学生在发表文章时，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成果显得更重要，会用到一些‘高调’的字眼，叶老毫不客气地指了出来：你‘发现’什么了？改成‘指出’就行了。”

有的学生在叶笃正的指导下出了成果，要将他的名字也署上，可他从来不沾这种光。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雅罗评价他：“以无尽的热情和善良帮助学生，得到了他世界各地的弟子们的高度尊敬和感激！”

叶笃正在培养人才方面从来不遗余力，他说：“如果我的学生不如我，说明我是一个失败的老师！”

人如其名，叶笃正无论是做人还是治学就像他名字的含义一样：勤奋钻研、求是认真、扎实正派。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是我国大气科学人才培养的摇篮，据统计，这个研究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目前已经占到该领域全国总数的一半，大气物理研究所给大气科学领域输送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他们像展翅翱翔的雄鹰，搏击万里风云；像穿云破雾的雨燕，探测着气候的变幻。人们不会忘记，叶笃正和老一辈科学家为我国大气科学和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创立发展所付出的巨大心血。正如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王会军所说：“叶先生和祖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带领中国大气科学研究事业始终跟随世界的脚步，至今，依然昂首挺立在时代的潮头。叶先生这位国际大气科学界屈指可数的学术巨匠、中国大气科学界及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满腔忠诚，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哺育他的伟大国家和人民。”

叶笃正70多年的科研生涯，用他的心血汗水在祖国的这片沃土上，培育的不仅仅是丰硕的科研成果、众多的科技人才，他还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历程和光辉业绩，给后人留下永远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什么才是精彩的人生？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怎样去实现人生的梦想……

那么，让我们追随着叶笃正的人生轨迹去寻找正确的答案吧——

（五）

1916年，中国开始有了第一份气候记录时，说来也巧，那一年叶笃正也在天津降生。叶笃正的父亲叶崇质曾是清朝末年北京清河道道台，叶笃正在男孩子中排行老七。在叶笃正的青少年时代，六七岁时是军阀混战，十几岁时经历北伐战争，再往后是国民党腐败统治，日本侵略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好不容易八年抗战胜利了，接着是三年的解放战争。拿叶笃正的话说：“我的青少年时代整个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没有过过一天安定舒服的日子。”

叶笃正小时候有个外号，叫“蔫七”。在兄弟几个中，叶笃正不太活泼，但成绩很好。父亲不买新学堂的账，认为“四书”“五经”这些传统的东西，是必须要学习的，为了给孩子们打好中文基础，父亲让叶笃正兄弟接受私塾教育，直到叶笃正14岁考入南开中学。后来，叶家兄弟中出了好几位科学文化名人，哥哥叶笃义是民盟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哥哥叶笃庄是著名学者、《物种起源》的中文译者。

叶笃正虽然看起来性格内向，但他的内心却是一腔热血，像沉静的火山一样，有着外表冷峻、内心火热的气质。火山一旦爆发，就会冲破一切禁锢，喷薄而出，勇往直前。有句俗语：蔫人出豹子。叶笃正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做出过很多不同凡响的事情。

上中学时，叶笃正和弟弟一起上完了初一，在升初二时，叶笃正觉得，自己是哥哥，跟弟弟在同一个年级很不光彩。于是，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突击二年级的功课，然后一举就考上了初三，可见叶笃正从小就是一个聪明过人、有雄心、有毅力、肯学习的孩子。

叶笃正从小很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遇见倚强凌弱的事情总要挺身而出打抱不平。有一次，17岁的叶笃正路过国民党省政府门口，见到一个国民党兵买烟不仅不给钱，还一脚把老人的烟摊踢翻了。叶笃正很气愤，上前质问，结果被国民党兵带到省政府扣了起来，这件事使叶笃正亲身体会到了旧社会的黑暗险恶。

1934年，叶笃正18岁，一场民族悲剧降临中国，叶笃正更加感受到了贫弱民族受外族蹂躏的切肤之痛。天津附近有个海光寺，成了日本兵营，日本兵抓中国工人去建炮台，工事建成后就把中国工人都杀死，扔进海河。当时常有人看到海河里漂浮的死尸。这种残忍的行径让叶笃正悲愤难平，仿佛有无数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在身上，被压迫得透不过气来。国家贫穷落后，只能任人宰割，中国人实在是被人欺负得太厉害了。叶笃正握紧拳头，暗下决心：我要学习科学，一定要把科学搞好，让祖国富强起来。

美丽富饶的东北大地沦陷在日本的铁蹄之下，松花江发出愤怒的吼声。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参加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高涨情绪让叶笃正热血沸腾。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他和同学们一起冲上北京王府井街头，面对国民党军警的高压水龙头、大刀和棍棒，高呼口号，奋力抗争，曾险些被捕。新中国成立后，叶笃正曾经多次在王府井一带寻找学生时代印象深刻的一条小河，那是在游行示威中为了逃避军警追捕所涉过的小河。这条小河其实就是菖蒲河，位于天安门东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铺上盖板，由明河变成暗渠，所以叶笃正一直没有找到。近些年，这一带经政府斥资修复，如今已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成为游人如织的绝佳景点。一天，叶笃正在参观游览时，从旧照片中一眼就认出了菖蒲河就是他当年脱险的那条小河。他在河边来回踱步，找到了当年跳墙过河的准确地点，并在那里拍了照。欣赏着菖蒲河的秀美景色，感受着祖国的巨大变化，叶笃正真是感慨万千。他说：“我这一辈子有许多科研成果，获得了好些奖项，这当然使我高兴。但最使我高兴的还是祖国强大了，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站在河边，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翩翩少年的叶笃正不怕流血牺牲，奔赴抗战的最前线。他曾经到陕西临潼，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秘密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冒着生命危险往返几百里路为部队传递消息。一次，叶笃正接受了独自到山西王屋镇给抗日部队送信的任务，他走小路，过村庄，跋山涉水，躲过日本鬼子的视线，最终完成了任务。他和同学们在执行抗战任务时，曾几天几夜忍饥挨饿，是黄河岸边老乡的一碗野菜粥成了他忘不掉的滋味，以至于在很多年以后，在繁华的大洋彼岸，一想起那碗既苦涩又香喷喷的野菜粥，他就仿佛闻到了祖国的味道。这碗粥在他的血液中积淀着儿子对苦难的祖国母亲的牵挂。

也许正是因为叶笃正读中学和大学时，即在他的人生观形成的最关键阶段，中华民族遭遇了战火纷飞、民生动荡的厄运，叶笃正对祖国更多了一份炽烈的热爱，对人民更多了一份深沉的悲悯，对世间不平更多了一份抗争的勇气。1935年，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件，企图将我国华北五省二市从中国分离出去，学生们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学校怕学生们游行有生命危险，阻止学生出校，但学生们不理解校方，要去找校方理论。面对校方压力，同学们都退缩了，只有叶笃正一个人走进了校长办公室。为此，他差点儿被学校开除。事后，叶笃正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我知道我有理，为真理而斗争就什么也顾不上了。”还有一次，是叶笃正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在学校餐厅看到一个教授对工友非常不礼貌，于是就走上前去和那个教授争吵起来，这个教授定要学校开除他，学校为了给教授挽回面子，给叶笃正记了两大过（三大过即开除）。可见，性格内向的叶笃正，在对与错面前从不含糊。外表沉稳冷静，内心很有主见，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叶笃正从年轻时代保持下来的一贯作风。正是这种为捍卫真理宁折不弯的精神，为日后叶笃正的科学生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97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使防止全球变暖从一个科学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但由于美国的退出，使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受到了沉重打击。叶笃正又一次挺身而出，走上国际讲台，呼吁人们行动起来，共同应对人类未来的命运。因为叶笃正的贡献，在关注人类共同命运方面，中国人没有缺席，并且走到了世界前列。

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全球变暖的元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达国家的代表很多，某国的一位科学家提出，二氧化碳的问题各国要同样对待。叶笃正听到这句话后站起来说，“不对，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以来，到底是发达国家排放多还是发展中国家排放多？目前这种情况，不是现在一下子造成的，而是发达国家近一百年来，为了发展工业，天天往大气里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叶笃正是在提醒大家，解决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各国不能均摊，参加会议的各国科学家都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

今天，人们已经对温室气体、全球变暖等概念耳熟能详，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对这方面还相当陌生。作为中国大气科学的领军人物，叶笃正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问题，既包涵基础理论，也是一个实用问题。从那以后，年近古稀的叶笃正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一领域，从而成为“全球变化”这个国际研究新领域的开山鼻祖之一。但在当时，叶笃正研究这一问题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他是顶着压力干的。对于今天在全球变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叶笃正曾十分感慨地说，当时真是难啊！京剧《沙家浜》中的胡传魁说他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而我呢？我才只有三四个人啊！

在美国留学时是著名的芝加哥学派的一员，晚年成为“全球变化”国际研究新领域的开山鼻祖之一，叶笃正一直带领着中国大气科学研究团队紧跟着世界前进的脚步，而且越走越快，直至前列。叶笃正说，开始“我们一直跟着跑，但是我们不能总跟在外国人后面去‘同国际接轨’，我们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事实证明，他的研究成果已成为科学前沿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了叶笃正风风雨雨几十年的老伴冯慧研究员最了解丈夫“蔫人出豹子”的性格，有多少次，每当一遇到事情，老伴就会担心地说：“你再想想，不能去就别去。”但叶笃正为了追求真理，坚持正义，从来不畏艰险，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他说：“只要我觉得应该做的我就去做，至于后果，我当时做的时候，都没想到。”

（六）

有勇无谋，是成就不了叶笃正这样的大科学家的。叶笃正是一位喜欢思考、善于思考的人。他心智的成长最得益于他的两位恩师：一位是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校长张伯苓，另一位是他留学美国时的导师罗斯贝。前者使叶笃正在青少年成长时期在德、智、体、美、劳多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南开中学培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实践精神，影响了叶笃正的一生；而后者传授给了叶笃正一生都受益不尽的思考科学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这就是视野广阔、开拓前瞻的科学思维和治学精神。

张伯苓校长的治学思想在于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他的办学方针中很重要的一条是鼓励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叶笃正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老师带着他们到泰山拜见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情景，祖国的秀美山川开阔了叶笃正的视野，爱国将领冯玉祥“只求为民，只求为国”的精神，也使他更坚定地树立起爱民救国的人生理想。叶笃正不仅在学习上是全班的榜首，还擅长多项体育运动，喜欢打乒乓球、溜冰、探险，他是学校的乒乓球队队长。后来考入清华大学的叶笃正，就是在乒乓球台边结识了学长钱三强，在这位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的学长提议下，叶笃正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物理专业，选择了国家更为需要的气象学专业。

1945年，叶笃正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世界著名气象和海洋学家罗斯贝。当时，在大气科学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芝加哥学派”刚刚形成。叶笃正是幸运的，他的留学生涯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来到了一个恰当的地方。在大气科学发展史上能够称得上学派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挪威学派”，另一个就是以罗斯贝为首的“芝加哥学派”。这个团体由一大批精英学者组成，他们在自由宽松的学术气氛中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和精神，代表了大气科学的一个时代，特别是为现代气象学和大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罗斯贝的治学精神，对叶笃正以后从事科研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气象系集中了一批最著名的气象学者，叶笃正说：“使我受益最大的不是课程，而是和这些学者的讨论，尤其是和罗斯贝经常讨论。通过讨论才真正得到他们的学术精华。讨论时我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尤其勇于发表跟自己导师不同的意见，不怕辩论，这样才能得到益处。”罗斯贝的研究团队每周要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形式是一个人主讲与大家展开讨论相结合。在讨论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学术气氛十分民主。叶笃正经常对讨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深得罗斯贝的赏识。在讨论会上，大家还经常看着天气图讨论一周的天气变化，这对实践很有意义。后来，叶笃正回国后在研究所也建立了同样风格的讨论会。

罗斯贝让叶笃正充分地受益于美国的教育方式。叶笃正从罗斯贝那里感受到什么叫一切从实际出发，什么是前瞻的科学家的眼界。罗斯贝后来成为叶笃正持久的崇拜对象，在以后的科研岁月里，叶笃正把从罗斯贝老师那里学到的治学办法不仅渗透在自己的科研之路中，而且还传授给了众多的学生。叶笃正告诉他的学生们说：“罗斯贝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事实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一切都从实际出发，往前看，不仅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一个具体问题。譬如，对于大气，过去都是物理的现象，他在5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关于化学方面的文章，想到化学对大气的影响，那时候根本没这个问题。50年过去了，现在化学问题在大气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总是往前看。要不是罗斯贝看的面老是那么广，不局限于当前看到的，我可能做起工作来就会缩到里头来看，总是在这里头想，不是向外扩。我现在看的东西是扩，不是缩，不是局限在这里头。”可见，叶笃正形成注重事实的开拓性、前瞻性的治学精神与师从罗斯贝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敢于质疑、重视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视野开阔、不断前瞻的治学方式，使叶笃正始终站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如今这一治学方式又在叶先生的学生们身上得到延续。

曾采访过叶笃正的一名电视台记者回忆说，有一次采访一个学术讨论会，本以为摄上几分钟就可以了，哪知叶笃正问起问题没完没了，还与作报告的学生争论了起来，只好一路拍摄下去，“这也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科学精神课”。

叶笃正与同事讨论工作2005年底，一名学经济的学生在叶笃正门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很多人都觉得奇怪，气象学家为什么要招一个学经济的研究生？叶笃正的回答是，“我们是互相学习”。叶笃正说，气象跟经济、民生联系很紧密，台风可能造成多少经济损失，自然灾害后有多少保险索赔，未来都是可以通过准确的量化来预报和减轻损失的。叶笃正的阅读面非常宽泛，他把在其他领域获得的学识和捕捉到的灵感，用借鉴或者嫁接的方法，运用到气象研究之中。在很多方面，叶笃正都表现出了他对科学前沿问题的敏感，他的观点往往具有潜在的科学生命力。他因关于青藏高原气象的冷热源的研究，关于青藏高原的动力作用和热力作用的重大发现，创立了青藏高原气象学；他关于“人类有序活动”的理论，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将会如叶笃正预期的那样，诞生出“气候环境变化控制论”的新学科分支。

学术界对叶笃正的评价是，他使中国的气象研究变成了一个系统工程；最难能可贵的是，由于他的努力，中国的气象科研始终与世界保持了同步。由于在大气科学和全球变化科学上的诸多贡献，叶笃正荣获了2003年度第48届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IMO奖”。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米歇尔？法罗曾用“广受尊敬、世界闻名”来赞誉叶笃正的杰出贡献。

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女人，对叶笃正的人生轨迹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自然也少不了女性。叶笃正形象英俊帅气、气质温文尔雅，虽是科学家，但性格不呆板，对待爱情真挚热烈。他在清华大学60周年纪念刊上发表的《我的清华生活片段和一生中的转折点》一文中这样回忆了年轻时代的一段初恋：在清华，我还结识了一位女同学，她给了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记得在1936～1937年之间的寒假，薄一波同志在山西太原为大学生办了一个训练班，她动员我去参加，我不大想去，想在假期好好玩玩。她也不勉强我。一个傍晚，我们走在静谧的路上，她给我唱了一支歌：“莫依恋你那破碎的家乡，莫珍惜你那空虚的梦想，按住你的创伤，挺起你的胸膛，走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于是，我去了太原；记得还有一次，我伤风，到校医院住院。其实没什么事，住一天院是想让她到医院看我。她果然来了，还带了梨。她切开一个梨俩人分，我不吃。我说：“不是二人不能分梨（离）吗？”她笑了，说“不分离也得分梨呀！”后来，叶笃正和这位女同学一起随学校到了长沙临大，在她的提议下，他们又一起来到西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但后来他们分离了。她给叶笃正写了一封分手的信，这在感情上给了叶笃正天大的打击，他痛哭一场，彻夜未眠。这个突发事件使叶笃正下决心离开了抗日救亡团，回到了昆明联合大学继续读书，并下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大气科学事业。在西安的失恋使叶笃正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转折，他从干革命的道路转而走向钻研科学的道路。叶笃正的几个哥哥有时会跟他开玩笑说：我们哥几个都可以搞科学，可只有你走了这条路，成了院士。说起来，你应该感谢当初的女朋友把你甩了，使你成了科学家。的确，假如没有这次感情波折，叶笃正可能会和女朋友一起去延安参加革命，成为革命干部，而不是科学家。

与叶笃正相濡以沫、陪伴他已走过了66个春秋的是夫人冯慧。冯慧出身于书香门第，两个弟弟冯康和冯端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冯慧也曾就读于浙江大学，于1943年与叶笃正结为伉俪，1947年赴美国留学，1950年和叶笃正一起返回祖国，后来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做研究员。叶笃正夫妇育有二子一女，当孩子们长大出国留学时，叶笃正送给每个孩子两幅自己亲笔写的书法。一幅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另一幅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嘱咐孩子们身在国外，心向祖国。66个春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冯慧总是坚定地陪伴在丈夫身边，他们互相照顾、互相扶持，一起分享快乐、共同分担痛苦。叶笃正遇到过很多次险境，冯慧总是以外向开朗的态度与丈夫一起面对，渡过难关。1957年反“右”时，叶笃正险些被打成右派；1966年4月，地球物理研究所领导向中国科学院报文，提出由叶笃正担任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但还没来得及批复，“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叶笃正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国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受尽批斗之苦。专案组把叶笃正和夫人冯慧从家里赶了出来，关进了专政队。叶笃正先是被关进了牛棚，后来又进了“特务学习班”。专案组要他交代特务问题，并问他在国外生活条件那么优越，为什么还要回国，是不是领有特殊任务。许多人还对叶笃正拳脚相加。夫人冯慧回忆说，那时叶笃正确实很伤心，在学成归国的55年里，只是在这时，他对当初回国的决定在脑海中掠过了一瞬间的疑虑，因为他被强迫停止了手中的研究工作。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在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他情绪低落，总是孤独地闷坐在受到严格管制的走廊里，走廊里灯光非常昏暗，使叶笃正视力急剧下降，眼睛从近视几百度突破了1000度。冯慧一有机会见到丈夫就劝他说：“一定要想开，要坚持活下去。”叶笃正的弟弟叶笃成回忆说：“就连大儿子结婚，叶笃正都不能回家，还是我到他们家里代他主持的婚礼。”叶笃正的五哥、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中文译者、著名学者叶笃庄，新中国成立前曾在美军中为地下共产党工作，1957年反“右”时，此事被当做历史问题，叶笃庄被判刑10年，后又劳改8年，他在临死时，悲愤地写下了“人生何罪之有！！！”的诘问。

无论是叶笃正本人，还是他的家庭、亲属，都遭受过很多不白之冤。然而，在受到冤屈的时候，叶笃正将这人间的“万千气象”了于心胸，坚如磐石的依然是一位科学家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忠诚。对于“文革”带给他的种种伤害，叶笃正没有过多地抱怨，他坚信报效祖国的选择是正确的。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时在新疆考察的叶笃正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他给自己的学生曾庆存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他为此感到多么的激动和兴奋，谈到科研人员要为日益强大的祖国努力工作，这封信使曾庆存深受鼓舞。1970年4月，我国人造卫星上天前夕，不喝酒的叶笃正向研究所的同事们许诺，当人造卫星上天时，他会请同事们喝酒庆祝。就在人造卫星上《东方红》乐曲在太空响起的那个晚上，叶笃正请了他的同事们到家里一起举杯庆贺。在《东方红》优美的旋律中，叶笃正彻底地忘却了个人的痛苦和冤屈，他为祖国而激动欢呼，为祖国而沉醉流泪。

大爱无形，大爱无疆。胸怀坦荡，宽厚善良，使叶笃正面对厄运而不颓丧沉沦，面对顺境而不故步自封。每当谈到“文革”，叶笃正都很少提及个人的遭遇，他觉得最可惜的是在“文革”期间，他的一些小本子被造反派烧毁了，那上面记载着他三年多的科研思考。对于“文革”中打过他的人，“文革”后想出国留学，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叶笃正也没有阻拦，他说，有科研才能的，就应该让他去深造。

叶笃正从来不记私仇。对于民族的尊严，他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昔日贫穷落后的祖国身上的累累伤痕，永远铭刻在叶笃正的心灵深处。上世纪40年代美国种族歧视的阴影，至今仍在叶笃正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当年叶笃正为一个同学在芝加哥找房子，到旅馆柜台前，对方以傲慢的神态和语气说：“我们没有中国人的房子。”这句话使叶笃正愤怒到了极点。叶笃正说，如果骂我个人，我还不那么在乎，但是他强调的是“中国人”，我真是太难过了！太愤怒了！

对于这位经历过无数人生风雨的世纪老人来说，叶笃正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在叶笃正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那一刻，他道出了在心底积蓄了太久的心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固然欣慰，但最欣慰的是听到美国把中国当做战略竞争对手的那一刻。我感到中国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了，再也没有当年中国人被踩在脚下的屈辱感受了。有什么事能比这个事更使人激动呢？我高兴，我为中国自豪……祖国站起来了，中国强大了，被外国人踩在脚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痛快呀，真是痛快呀！但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自强，务求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站得更直，站得更挺。”人们看到叶笃正无论是站在国际讲坛上，还是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他的神色总是那么淡定自若，面颊上泛起的除了欣慰、刚毅、自豪，更多的是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是的，年轻时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要结束天有不测风云的时代！”探索气象科学真知，笑傲天有不测风云，为祖国的科学发展和人民的幸福，披风沐雨，一往无前。尽管他硕果累累，却永远保持着宁静致远、淡泊名利的胸怀。这就是叶笃正的风格！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依旧担纲主角，活跃在科学舞台的最前沿。

（七）

与中国第一份气象记录同龄、如今已94岁高龄的叶笃正的一生，正好印证了中国气象科学从不受重视到长足发展的过程。自1916年中国第一份气象记录出现，到新中国第一张天气图的诞生，再到开创青藏高原气象学，创立东亚大气环流和季节突变理论，提出大气运动的适应尺度理论，开拓全球变化科学新领域……每当人们回眸这段中国气象发展史的时候，叶笃正的名字总是清晰地闪现在人们的脑海。今天中国的气象事业已然蓬勃发展，而叶笃正也已白了须眉，他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印证了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风雨历程。

几十年以后的一天，叶笃正向他的学生们讲述他刚归国工作时的简陋的实验室，他是如何从那间位于北京西直门内北魏胡同的破旧房子（现在北魏胡同早已不在了）里迈出了中国气象研究事业的第一步。那时，中国的气象学几乎是一张白纸，整个气象室没有一张像样的天气图。天气图做研究做预报都要用，可中国没有。于是叶笃正亲手绘制了中国第一张五百毫巴地面图，相当于五公里左右高度的天气图。第一张图画出来之后，叶笃正和同事们庆贺了一番。然而，这种天气图当时在国外已是最普通的配件，国外都已经用上电子计算机了，可见，当时中国的气象事业与国外的差距有多么的大。往事如烟，恍如隔世。那天，叶笃正手扶着实验转盘，感慨万千，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巨幅天气图对学生们说，“中国的天气预报要在物理、数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后，天有不测风云的时代该在中国结束了”。

我国大气科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陶诗言与叶笃正保持了50多年的友谊，他对叶笃正非常了解。陶诗言称叶笃正是自己的“畏友”，即最值得尊敬的朋友。他评价说：“叶笃正是一位大科学家，他总能不断开拓新的领域。科学家大多是在一个方面很突出，而叶笃正在很多方面都很突出，都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叶笃正在青藏高原气象学、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东亚大气环流和季节突变理论、全球变化科学新领域等方面贡献了一系列科学思想。”陶诗言还用十六个字概括了叶笃正的精神品格：爱国爱民、追求真理、为人正直、心胸坦荡。

老一辈大气科学工作者们还记得，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气象组，有几个实力很强的人物，被外界称为“叶顾陶杨四大金刚”，这“四大金刚”就是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和杨鉴初。当时，几个人一起合作完成“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撰写的3篇论文均发表在国际著名气象学杂志《大地》上，深受国际大气科学界的重视。

“当时发表的那几篇文章很重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外不知道中国气象科学界在搞什么。那时，西方称社会主义国家为‘铁幕’，原因是不了解‘铁幕’的后面究竟在做些什么。”叶笃正回忆说。文章在《大地》上发表之后，叶笃正过去在美国、英国的老朋友才知道，原来叶笃正回国后还在继续做研究工作。这几篇文章表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的大气科学研究始终在跟随着世界大气科学的脚步。作为气象组主任的叶笃正把科研实力都很强的“四大金刚”团结得很好。《大地》上发表的文章署名为“集体工作”，在文章的脚注里，才写上每个人的名字。

在叶笃正的倡导下，1985年，中国气候研究委员会成立，叶笃正任主席。气象专家李崇银院士说，“这是我国气候研究走上良好发展轨道的开端，也几乎是与国际发展同步的。因为在国际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是1984年公布的”。

在20世纪50年代初，叶笃正刚回国时，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很低。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院士说：“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天气预报越来越准确了，但并不知道这是我国建立起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的功劳，更不知道中国数值天气预报系统是在叶笃正先生的支持和指导下建立的。中国气象预报业务系统的逐步完善浸透了叶先生的很多心血。”

现在，年事已高且与病魔顽强搏斗的叶笃正，仍然没有停止自己钟爱的研究工作，他经常来办公室同大家讨论学术问题，他做事情的认真程度让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深受感动。每当叶笃正接到人们给他寄来的请他审阅的书稿论文时，他总是先在信封上写满对书稿论文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再经过缜密的思考，把信封上写的文字修改后，再在正式的信纸上誊写一遍，这才回复给对方，可见，他对于自己提出的意见是经过了反复琢磨的。在叶笃正身边工作的科研人员都有这样的体会：跟叶笃正在一起工作要非常认真才行，经常是一篇文章他会要求你来来回回修改很多次后才通得过。叶笃正和张丕远、周家斌撰写的科普书《需要精心呵护的气候》获得了200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是叶笃正和同事八易其稿的精心之作，堪称科普书中的精品。叶笃正在担任《气象学报》《科学通报》《中国科学》主编时，要求编委会退稿一定要慎重，凡来稿不能全文发表的，只要有可取之处，就要通知作者改写成短文发表。叶笃正认为，这是对作者负责的表现，也是发现人才、发现创新思想、培养干部的一种方式。虽年事已高，但叶笃正思想的脚步从来没有放慢，他要求自己：“每一秒钟都要发出光和热！”

由于近些年叶笃正视力下降得很厉害，他几乎不看武侠小说了，这曾经是他的一大爱好。作为科学家他也喜欢文学艺术，一直是个“金庸迷”。叶笃正说，看武侠小说“一来可以松懈一下脑子，二来也受启发，我特别欣赏武侠小说里头的某些侠客，比如，你以为他已经死定了，却忽然一下子又出来了，真是绝处逢生。做科研工作也常常如此，想了半天，觉得不行了，却又柳暗花明，冒出灵感的火花”。学生黄刚认为，这是因为叶笃正老师一直有大侠情结，在心里常会有普救众生、为国为民的情怀，当科学家，每天钻在实验室里，很少跟社会打交道，武侠小说正好给了老师一个释放的出口。在生活中的叶笃正也很有“大侠”风范，虽年过九旬，走路依然风风火火。老伴冯慧说，“散步时，他走得快，我走得慢，没办法”。学生延晓冬说，“叶老其实也很感性，他一直保持着儿童般的永不消竭的对事物的敏感和好奇心”。这也是他在科学上不断创新的动力。

天道酬勤。叶笃正赢得了众多荣誉：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第48届世界气象组织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95年，叶笃正把他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成就奖”的奖金捐给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南开中学和家乡安徽安庆的叶祠小学。1996年研究所用叶笃正的捐赠设立了“学笃风正”奖，这个奖不单用于奖励大气所的青年科研人员，而且面向整个中国的气象界，中国气象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很多青年学者都曾获得过这个奖。此后，叶笃正把获得的陈嘉庚地球科学奖和世界气象组织奖的奖金也都全部捐出，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00万元奖金的大部分也注入了“学笃风正”奖。2009年4月10日，叶笃正捐资成立的“全球变化科学奖”在大气物理研究所召开了首届颁奖大会和学术报告会，有400多位大气科学家参加了这次盛会。

而在日常生活的标准上，叶笃正是最没有要求的。叶笃正夫妇的生活非常简朴，他们衣着朴素，一日三餐也很简单，保姆做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有的时候，保姆请假，同事们就看见叶笃正在街边小贩跟前买一块钱两个的大包子带回家当午饭吃。有时，到离家不远的小点心铺里买几块出炉不久的糕点，对于叶笃正夫妇来说，就是很享受的事情了。一次，记者到叶笃正家里采访，屋子里有点儿乱，叶笃正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个屋子，看着乱，但其实我放东西有规律。我怎么穿衣服呢？我今天想穿这件了，我就在这儿拿，把刚换下的衣服也搁在这儿，我这样拿着很方便。这是叶笃正为在生活琐事上节省时间养成的一种习惯。

叶笃正的办公桌上，一个工作了十多年的老式台灯还在超期“服役”。他喜欢喝茶，但不讲究，有什么喝什么。他经常请同事们喝他茶叶罐子里的茶，有时罐子空了，他也随便向同事们讨上几杯。每天早晨，在办公室里，大家围坐在叶笃正的身边，他便拿出那个小本子，在浓浓的茶香中，与同事们分享他的新想法、新信息，供大家一起切磋探讨，气氛十分融洽。

2006年1月9日，91岁的叶笃正走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颁奖台，从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全场掌声雷动。这一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叶笃正当之无愧。此时，距叶笃正选择气象学作为他终生奋斗的事业已经过去了70多年的光阴，距1978年叶笃正恢复科研工作也已近30个春秋。70多年里，中国气象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70多年里，叶笃正这位气象科学的领军人物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他从一个英俊青年已变成两鬓霜花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支撑叶笃正的，是他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热切期望。而叶笃正，更没有辜负祖国母亲的重托，推动着中国大气科学事业走向了世界前沿。

在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叶笃正院士和夫人冯慧研究员，这两位90多岁的老人，分别坐在家中两个长沙发上，沙发上堆着书，他们坐在书堆里，叶院士更像是在一个无声的世界中思考着什么，他自几年前得了癌症之后，要与病魔抗争，身体明显地消瘦了许多，听力也下降了许多。

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是叶笃正的几位曾经的学生来看望他，这些学生现在都已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领导干部了，一见到自己的得意门生，叶笃正的情绪马上活跃了起来，他拉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叶笃正和夫人冯慧院长、党委书记张人禾的手说：我要先向你们谈谈最近思考的三个问题，我怕一聊起别的会忘了说。叶笃正院士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研究如何保持祁连山冰川厚度，积蓄冰川固体水库，以永久造福河西走廊的人民。他说，现在河西走廊，还有新疆乌鲁木齐一带，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冰川融化加快，开始看起来有好处，山下的水多了，有利于发展农业，但再过一些年后，水会越来越少，最后甚至干涸，这就麻烦了。问题是，今天河西走廊水一多，就会大力发展，并且越发展规模越大，但结果是冰川在融化、减少，水会有用完的时候。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考虑用人工增雨的办法保持冰川的厚度，尤其是在冬天做人工增雨，首先要研究历史上的观测数据，看有多少云是可以做的，预测将来会有多少机会可以做。这不是关系这几年，而是关系到十几年、几十年后的事情，要做一个科学的预测。

谈到祁连山，这使学生们想起，早在1958年，叶笃正就与祁连山上的冰雪结缘。那时，我国开始了人工降水的业务和科研工作，叶笃正参与了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并亲自在飞机上进行高空作业。一次，正在进行实验操作时，机械师悄声告诉叶笃正，他们乘坐的飞机一个发动机坏了。为了给下降留下回旋余地，飞机在不断地向上攀升。叶笃正心里很清楚面临的危险，但他想，我是头儿，我要沉住气。为了不引起恐慌，他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任何人，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的神态。当飞机平安降落后，同事们才知道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处变不惊、宠辱不惊，只有像叶院士这样心智修养已经达到了极高境界的人才能做到。

叶笃正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水循环，他说，这个问题在中国比较严重，对于中国来说水的问题可能比石油更为重要，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水循环会怎样？可能出现的问题会在什么地方、怎么预防？这些都需要科学预测。要将大气里的水、地下的水、蒸发的水、植物的水一起考虑，做一个全面的预测工作，然后提出将来应该怎么办。

叶笃正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科学家要研究在中国有没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关键点，譬如三江源。三江源是长江、黄河的源头，如果出了问题则是关系到全国的大问题。我们要研究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涉及环境变化的关键问题。全球变暖是不争的事实，将来几十年不会停下来，即使今后几十年全球不排放二氧化碳了，已经排放的二氧化碳也还有50年到300年的寿命，所以不能指望排放完了就没事了。

谈了这三个问题后，叶笃正院士好像是在一段长跑中，把接力棒交给了下一棒，表情轻松了一些。在场的人也为叶院士在90多岁的高龄还这样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殚精竭虑而感动。学生们临走前，叶笃正还嘱咐说，一定要把水攒在雪山上，别让水干了，这是个长期要做的事情，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一茬完不了，我就更看不见了，我已经93岁了。”学生们把送给叶笃正夫妇的红灯笼挂了起来，衷心祝愿两位老科学家永远健康快乐。

［参考文献］

［1］周家斌，浦一芬.叶笃正［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2］叶笃正，张丕远，周家斌.需要精心呵护的气候［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