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二、勘测设计
- 专家们一致认为：铁三院推荐的莲花池方案是正确的。直径线问题应配合城市建设要求，先修建有影响的地段，其他部分预留位置。
- 大家经过艰苦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已经基本完成了南、北站房的设计任务，使设计工作走在前边，基本满足了施工需要。
- 杨继平说：“领导信任我们，给了我们成才的机会。我们在庆幸的同时，也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迎着困难上。”
勘测设计西客站站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一直作为北京铁路枢纽的总体设计单位，在西站的规划中，历经5任总体工程师的潜心研究辛勤耕耘，勘测设计人员三进三出，精心设计，为国家制定修建西站的决策，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重视北京铁路枢纽的发展，曾经多次听取北京枢纽的总体规划和各项具体方案的汇报。
1960年，铁三院工程技术人员根据北京铁路运输发展的前景，编写了北京铁路枢纽规划方案报告，在报告中明确了北京西站、北京站是北京的主要客站，对设计能力提出了较高的指数，连接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的地下直径线为四线方案，西站的站址正对公主坟。
1973年，铁三院根据北京经济建设的需要，又对地下直径线方案作了补充报告，确定了前三门方案，将四线改为二线，进一步明确了修建直径线的必要性，为预留直径明挖的施工条件，建议新华图片社后退几十米。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胜利召开。万里首先意识到：经济要发展，铁路要先行。他亲自组织了有关部门进行北京西站的规划研究。
随即，铁三院首次进驻莲花池进行西站勘察设计工作。
1984年，铁三院编制了西站初步设计，提出了站址选择方案。
在初步设计中，铁三院提出了三个站址方案：一是站中心正对羊坊店路，站台西端距站中心180米；二是站中心正对北蜂窝路；三是站中心正对翠微路。
同时，确定京广铁路引入正线为长阳村接轨。
1985年，国家对西站初步设计进行了审查。
1987年12月，铁三院重新编报了西站方案研究报告。引入正线、站址、车站规模与1985年的方案相同，地下直径线仍为双线方案。
1989年3月10日，北京西站前期工作小组成立，铁三院副总工程师孙荣超为组员。
人们常说：“铁路要大干，设计院先流汗。”铁三院以超前的意识做了大量的超前工作，成为西站工程的开路先锋。
按照设计工作程序，先要进行初测、钻探，然后根据外业的资料进行方案比选、初步设计，最后才能进行施工图设计。
但是，西站工程建设工期已经卡死了，常规的勘测设计步骤已经不能适应西站的建设。
指挥部要求铁三院在西站开工前，就要拿出部分设计文件。
院党委书记王明才、院长张光禄作了动员讲话，号召全院干部职工拿出战“大秦”、夺“京九”的精神，迎难而上，打破常规，早出图、快出图、出好图，用血和汗筑起通往21世纪的里程碑，为再造京门做贡献。
院领导成员更是在日夜冥思苦想。党政联席会上，多次就西站设计工作热烈争论、审慎决策。
职工在加班，必定有领导在值班。
分管西站设计的孙副总，以及几位具体设计组织者葛总师、阚总师等人，在设计工作的日日夜夜里，他们奔波劳碌，乐此不疲。
大家以宝贵的经验和高超的技艺，更以他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既指挥生产，又身体力行，周密协调，严把质量关，使整个西站的设计文件都达到了较高的质量，受到施工单位的好评。
一线在大干，后勤要保证。为保证西站设计的需要，后勤部门也发扬了大干精神，制定了10条措施，确保一线会战的进行。
物资部门把所需物资送货上门，幼儿园开办了整托，印刷厂为保证文件印刷夜以继日地干。
1990年7月，铁道部召开了为期4天的西站工程建设论证会，论证了站址、引入正线、直径线等问题。
这也是最后一次论证会，屠由瑞讲话后，计划司、建设司、北京规划院等单位的专家相继发言。会场的气氛有些沸腾。
代表铁三院出席会议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副院长庚镇戬陈述了修建北京西站方案的意见。
庚镇戬说：
北京枢纽现有3个客运站，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目前3个站输送旅客的能力均已饱和，预计2000年输送旅客将增加到1.1亿人次。改扩建既有3站以扩大运能是不可能的，必须修建新的大能力的客运车站。
在充分利用既有条件下，新的西站设计近期可承担60对始发列车，远期可承担90对始发列车。
另外，西站位于市区西部，西三环路以东，路市中心6.7公里，距东西长安街交通干线一公里，城市交通、商业服务便捷，便于旅客换乘。通过地下直径线和北京站联通，还可以增加车站接发能力和旅客输送的机动性。
而且，该站用地北京市规划局早已预留多年，符合城市规划要求。
庚镇戬的一席话受到与会人员的赞许。专家们经过深入分析后一致认为：
铁三院推荐的莲花池方案是正确的。直径线问题应配合城市建设要求，先修建有影响的地段，其他部分预留位置。
1992年初，铁三院十四队便接受了南京至扬州公路的勘测任务。队长王志勇带着队伍刚到宁扬公路工地不久，一封加急电报调他们进驻北京西站工地。
王志勇对全队职工说：“西站测量任务，是一个难打的硬仗。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要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搞完100公里的线路、站区和直径线测量，而且民房、车辆、障碍物干扰严重。这次回到京津地区，本应让大家和亲人团聚一下，但任务急，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要发扬自我牺牲的精神，全力干好北京西站！”
胥丙香刚参加工作的姑娘，她是第一次出远门。当北去的列车路过故乡的时候，胥丙香在心里说：“妈，干完西站测量任务现回家看望您老人家！”
天津市劳动模范、工人郭宝刚深知西站测量任务艰巨，他为了早日啃下这块硬骨头，带头爬山涉水，清除障碍，高质量地提前完成了任务。
但为了西站的测量，郭宝刚耽误了女儿的病，女儿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影响了一年的学业。
年轻的技术人员王稳担任了北京西站测量任务的技术队长。当时，王稳的爱人正值临产。为了工作，给后续工作做好准备，王稳丢下家人来到生产第一线，白天和大家一道出工，晚上继续研究修改方案，常常工作到深夜。
有时，王稳为了寻找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案，他都要干上一个通宵。伙伴们都说他：“王工就像是一位和时间赛跑的运动员。”
有人劝王稳：“你父母在北京，抽点时间去看一看，也要尽一点孝心嘛。”
王稳听了回答说：“眼下西站工作这样忙，顾不了这么多了。”他竟然三过家门而不入。
青年工程师朱哲驯自会战以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在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朱哲驯加班加点已经无法计算了。
朱哲驯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经他之手设计的文件，效率高，质量好，被誉为信得过的“免验”文件。
王汉英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工程技术人员，他经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还能找到更好的设计方案吗？”
为了将桥梁设计与古都风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王汉英积极配合铁路工程总公司和铁三院精心组织桥式方案竞赛。
王汉英经过集思广益和他自己的反复比选，终于筛选出一批好的桥式方案。
王汉英根据多年的设计经验，他将框构改为钢架结构，去掉底板，扩大基础，节省了大量钢材和混凝土，同时也保持了原设计的特点。
王汉英还积极推行超低高度预应力梁混凝土连续梁等新的结构方案，在设计中被广泛采用。
在西站大会战的日子里，人们经常看到王汉英会突然脸色煞白，身子倾向一侧，一只手捂着胃部，一只手拿着笔，眼睛仍然盯在设计图纸上。
大家知道，这是王汉英的胃病又犯了，大夫曾不止一次地叮嘱他定期检查，但王汉英总是说：“现在是会战时期，同志们每天都加班加点，连星期天都不能休息，我这点病算得了什么。”
有一次，铁路医院转来一张复查通知书，可王汉英为了按时交出施工文件，他竟然将通知书一直揣在自己的怀里。
铁三院工程设计人员在西站设计在表现出来的特有的事业心、责任心和精湛技术，伴随着他们妙笔巧绘新京门的丰功伟绩，将和其他各路参战大军的业绩一起，永远铭刻在这历史丰碑之上！
设计确定西客站主站房
1992年7月22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召开了西站建筑设计动员大会，把全院各方面力量调动起来，要打好这场大战役。
1949年10月1日，在举行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永茂建筑事务所”就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前身。
40多年来，他们设计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历史博物馆等8项建筑，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尤其是第十一届亚运会使用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亚运村等建筑，被誉为京华新中国建筑史上的丰碑。
1992年，全院上下都为确保“西站1992年‘十一’前完成初步设计，1993年初开工”积极行动了起来。
后勤部门积极进行现场设计抢进度的物质保障工作，为设计人员创造工作条件，安排住宿、用车等事宜。
在北京的盛夏季节里，医务室送医送药到现场。
文具库把最好的绘图用具送往现场。
技术供应所承担大量晒图任务，他们取送图纸服务到现场。
计划管理人员积极做好院内外的协调工作。
1994年10月，当西站工程进入倒计时阶段，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再次召开动员大会，首都规划委办公室赵知敬主任、西站总指挥部规划设计部领导和院领导都进行了动员。
当时，大家经过艰苦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已经基本完成了南、北站房的设计任务，使设计工作走在前边，基本满足了施工需要。
第一设计所主要承担了西站的具体设计工作。这个所有200多人，专业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领导力量强，管理严格，多年来完成任务量在全院一直名列前茅。
所长陆世昌和教授级高级建筑师朱嘉禄带领导两名青年建筑师作为工程设计主持人，组成了一个50人的设计班子。
第一设计所为了确保西站这个国家级重点项目设计任务的圆满完成，认真制订了措施：
1、树立全所一盘棋思想，加强集中领导和统一协调，人人都要力争为西站的设计做贡献。
2、确保设计质量，加强质量意识教育，严格“三审制”，严把质量关。
3、落实岗位责任制，进一步打破大锅饭，指标落实到人，分配兑现，奖罚分明。
4、扶持青年，上岗锻炼，加快成长。
5、进一步解决思想，深化改革，加强班组建设，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各方面提供保证。
6、大力普及计算机应用，精简图纸，以提高设计质量和效率。
7、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人人献计献策，打团体赛。
第一设计所主任建筑师朱嘉禄随西站工程建设考察团，到欧洲考察一些发达国家的铁路交通枢纽。
朱嘉禄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他是西站总图及主站房综合楼设计主持人和实施方案的主设计。
朱嘉禄曾经成功地创作过多项建筑方案，倍受专家们的赞赏和各方面好评。
但是，朱嘉禄作为西站这个国家级重点项目的设计主持人，他仍然感到很有压力。他说：“西站作为20世纪我国建设的最后也是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当代需要它必须满足高速、高效、安全、便利等诸多要求。成功与否关键在效率，高效率在于合理地安排‘捷径’。”
朱嘉禄常常和同事们长时间切磋探讨每个局部设计的最佳方案。
有一次，朱嘉禄整整一天工作，他们又加班到晚上10时，直到保安人员要锁大门了，他们才不情愿地走出办公室。
夜已经很深了，周围看不到一个人了，朱嘉禄一直低头走着，脑子里还在想着图纸中的问题，结果一不小心撞在了电线杆上。
不料，这一撞却撞出了朱嘉禄的灵感，他一下子想出解决图纸上问题的好方法。
朱嘉禄虚心接受了曾经设计过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友谊宾馆等20世纪50年代代表作的老专家张博的指导，并借鉴西方设计上的一些现代意识和做法。他一直把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必须腾飞牢牢地记在心里，化作工作中的动力，促使自己去尽心尽力地设计。
朱嘉禄说：“1983年至1984年就曾给西站做过方案。1990年至1991年又和兄弟设计院同时做了4轮。最后这项艰巨而光荣的设计任务落在我们肩上。只有尽心尽力把它设计好，为首都面貌增添光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才不辜负各级领导和首都人民的殷切期望。”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为了拿出好作品，他们一次次修改，一次次设计，分别于1990年11月和1991年5月、7月、8月先后进行了4轮方案创作。
其中包括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几位大师在内的专家、总工们都参与了指导和讨论，先后报送8个方案，直到1991年8月，市长办公会审定后，于9月报送国务院审批。
在江泽民、万里、邹家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下，很快就审定批准了西站的设计方案。
1992年7月，正是北京炎热的季节，西站总指挥部召开动员大会时，提出：
有关北京西站的工程项目市里开绿灯，工程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雷厉风行，能往前赶的往前赶。
总图及南北主站房的初步设计必须在“十一”前完成，并拿出工程概算，四季度进入技术设计，年底完成站区形式的部分施工图。
设计人员为了免于干扰，集中设计，便于协调，随时沟通，北京建筑设计院与铁三院等单位40多名设计人员先后两次分别在北京工艺美术馆和城建档案馆进行联合现场设计。
当时的条件相当艰苦，特别是城建档案馆，由一间图书阅览室改成绘图室，40多张图桌挤在里面，汗水常顺着胳膊流到图纸上。
设计者们都清楚：设计工作是龙头，必须先行，图纸出不来，工地不能开工，不仅贻误工程进度，也会造成大量资金的浪费。
大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夜以继日地赶绘图纸，仅两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400多张图纸和230余页说明书。
当时，北京建筑设计院第一设计所的技术精英几乎都集中到西站，一切工程都为西站让路。
所长陆世昌说：“要体现我们对国家的贡献！”
李承德主持主站房地面以上部分和南站房的地上地下建筑设计工作。
1982年，李承德从浙江调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技术员。10年间，他凭着勤奋好学的精神和过硬的技术本领，主持设计了北京兆龙饭店、北京方庄小区、海关业务大楼等15项工程，先后被破格晋升为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在初步设计期间，李承德为了吸取发达国家同类建筑的经验，与陆世昌、朱嘉禄等有关专家到英、法、德三国考察，同时在设计中，他还经常参阅国外原版资料。
李承德认为：
西站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超前性。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车站并不是作为独立的建筑存在，而是与城市融为一体，像人的血脉一样，畅通无阻。
根据我国的国情，西站设计体现了这一要点，主站房巨大的空透钢网架玻璃雨棚和大厅棚作为车站的主要活动空间，展现出现代化建筑发展的广阔前景，是城市和广场的延续效果。
李承德有个10岁的儿子，当时正在北京第八中学少年班上中学。
一天，李承德的儿子不慎右脚骨折，他把孩子送进医院后，急匆匆地赶回了设计院画图，下班后又赶到医院看望。
平时，李承德总是清早骑车先送孩子上学，然后赶到设计现场，而且他往往是第一个到的人。
李承德由于一天到晚趴在图桌上连续10多个小时画图，他的腰肌劳损病两次复发。一次正是春节，他的病又犯了，李承德原准备利用几天假期回浙江老家探亲的愿望又不能实现了，托人买好的火车票只好退掉了。春节一过，他弓着腰又来上班。
一所主管西站工程的副所长张青说：“看到李工这个样子，真想让他再休息几天，可是工地在等图，施工不能停下来，他的病假条现在还在我这儿放着呢。我们也真够‘狠心’的了。”
张芝兰老工程师刚做完心脏二尖瓣扩张力膜手术，一个月后，她又开始做方案了。
所长关心地问张芝兰：“身体能撑得住吗？”
张芝兰却说：“我要拿出当年参加设计国庆十大工程的精神和干劲来，进行第二次拼搏。”
年轻的工程师杨海，父母千里迢迢从外地来北京看望他，但杨海却拿不出一天的时间陪伴他们。
1993年7月，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张百发亲临会议指示：西站内装修由市建院做，里里外外都要由自己做。
陆世昌接受了任务。领导班子反复研究做出决定：不仅要做，而且要做好。
会议决定，由李承德负责装修施工图部分。
年轻的文跃光和他的妻子章阳都是设计师，他们共同承担起这座宏大建筑的一部分，他们是西站设计组中唯一的一对夫妻。
文跃光的儿子1990年刚刚出生，一开始他们夫妻商量好，中午晚上两个人轮流加班，保证有一个人照顾孩子。可是在设计任务最紧张的时候，他们必须同时加班，孩子不得不送到郊区的外婆家，只能隔两个月去看一次孩子。
章阳说：“就这样摸爬滚打熬过出图最艰难的时期……我们的儿子几乎是和西站一起长大的，现在，他俨然像个内行人，胳膊肘夹上一张纸，说我对图去了……”
在设计现场，活跃着一支由高级工程师王淑梅为首的建筑经济工程师，他们负责进行工程概预算工作。
1993年，随着工程的进度，王淑梅等人开始配合总图进行配套工程的初步概算编制工作。
1994年进入南、北站房综合楼装修设计及古建设计的概算编制。1995年初，开始配合站前广场及总图设计，补充编制概算。
王淑梅站在英姿初现的西站前面，她兴奋地说：“几年来，我们付出了劳动，也等到了锻炼，西站，值得我们自豪！”
设计西客站地铁工程
1991年12月5日，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接受了西站预埋地铁工程设计的任务，这是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市重点工程之一。
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是1958年为修建北京地下铁道而组建的。
1965年2月4日，毛泽东为修建北京地下铁道作了亲笔批示：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10年后，当北京地铁第一条22.4公里、17座车站运行在北京地层深处的时候，首都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一批先行者的卓越贡献。
中国地铁设计第一任总工程师谢仁德，1936年底毕业于浙江之江大学土木工程系。他仅用3个月就拿出了施工图纸。
谢仁德说：“这辈子我没有别的嗜好，唯独迷着地铁。”
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第二任总工程师施仲衡，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被派往苏联研读地铁专业，回国后为地铁建设日夜奔忙，他与地铁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1年，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接受西站任务之后，院领导统一了思想，成立了以崔志杰高级工程师为工程负责人的西站预埋地铁工程设计组。
组里的10多名成员，有参加过北京地铁一、二期工程的老工程师，也有中年知识分子，更有第一次参加地铁设计的新手。大家共同的心愿就是把西站地铁工程设计成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车站。
大家知道，如果说设计是整个工程的灵魂，那么测量就是设计的依据和保证。没有精确的测量数据，就无法保证设计和施工的顺利进行。
于是，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勘察测绘院“青年突击队”率先来到工地上，这些年青人面对繁复而艰巨的工程，硬是用年轻的肩膀，支撑起这座辉煌的宫殿。
队长杨继平说：“领导信任我们，给了我们成才的机会。我们在庆幸的同时，也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迎着困难上。”
青年们为早日建成西站，他们决定将目前国际上先进的高科技技术用于西站工程。
测量队员们身背着几十斤重的接收器，爬上10多层高的楼顶，无论烈日当头，还是雷雨交加，他们全然不顾，聚精会神地观测着，记录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将一组组接收信号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大家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定位测量达到了点位误差仅为正负3.9毫米，其方向最大误差仅为两毫米，精密导线闭合仅为正负1.1，相对闭合差达到高精度。
这一测量成果的取得，为高质量地完成西站地铁工程的设计和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地质队为了给设计和施工提供详细的地质资料和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大家三进三出西站工地，勘察西站地质结构，最大限度地满足设计与施工需要。
当时，西站工地工厂还没有拆迁，有村庄、有铁路、有小河，有的地里还种着蔬菜。
地质队走过隆冬季节，冷雨寒风，走过盛夏时节的骄阳似火，难忍酷热。
青年们在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不分昼夜地干，他们不仅经受了春夏秋冬的考验，而且经受了设计和施工单位的考验。
他们详细而准确地勘察了西站地区的地质构造和地层结构，并针对地层结构，提出了10项工程地质评价与工程建议，为设计与施工提供了可靠的地质资料。
崔志杰带着一名年轻人，为了使用高标号外包形钢筋混凝土劲性组合柱这一大胆设想，他们跑了很多搅拌站，得到的回答，都是只在实验室里做过，要把它运用的生产上，难度很大，而且施工单位也不同意。
崔志杰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相信科学来不半点马虎，如果没有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考虑，他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在设计人员的一再坚持下，大家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实验。施工单位和设计人员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经过多次添加剂及配比的实验。
他们利用普通砂石料，在不掺硅粉的情况下，研制了大流态的适合泵送高标号高强混凝土，并且大量应用，获得成功，节省了工程的投资。
工程师喻晓1984年第一批被分配到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结构专业，在几年的设计生涯中，由于她的努力钻研、虚心好学，已经成为院里不可多得的青年骨干。
1992年，喻晓带着身孕，接受了西站地铁的结构设计任务。她拖着笨重的身体下工地，和其他设计单位的设计人员积极配合，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设计任务。
给排水专业工程师邹志宏第一次参加地铁设计，她也是带着身孕参加工作的，高工徐娅媛为了培养年轻人，带着她共同参与给排水的设计。
在设计过程中，为了配合施工，邹志宏经常要到工地，她没有因为自己有身孕而不去下工地，经常和男同志们一样，加班加点地干。
1992年搞施工设计，1993年7月完成。喻晓和邹志宏的孩子也相继在8月和10月出生。
组里的同事们打趣地说：“你们真是两不耽误。”
7月的北京，正是酷暑季节，设计组每天都要在京丰路上来回奔波。
一天，气温高达38度，设计组的厢式车正奔驰在去丰台的路上，高工张春生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两眼直冒金星，头晕眼花。
组里的同事们都说：“张工一定是中暑了。”
张春生不得不下车步行走到集中点。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为了搞好地铁大厅的空调通风系统的设计，经常是下班后脑子里还在不停地考虑着设计。
张春生不但负责专业，而且还负责具体操作，整个通风专业的方案图都是出自他的手。
张春生却说：“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集中大家的智慧，把方案做好，对国家负责，也是对我们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负责。”
从1992年开始搞施工设计起，整个设计组没有吃过院里的一分钱补助。他们不计名利，不计报酬，默默地奉献着。
结构室高级工程师吴庆柠是个机动工程师，哪里需要她，她就在哪里干。
西站地铁设计人手紧缺的时候，抽调吴庆柠去帮忙设计。吴庆柠二话没说，便去加班加点。
在设计过程中，吴庆柠的脚疼病犯了，但她忍着痛苦，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她就用红外线热敷一下腿，然后接着干。
建筑专业负责人牟小明为了西站地铁的设计工作，婚事一拖再拖，他把晚上当白天一样干。牟小明自己都说时差都倒了。
1992年春节，工地要图十分紧迫，设计组里人手不够，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调集了各专业的设计人员，整个春节集体加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93年，在修建长安街地下通道的时候，崔志杰大胆主持设计采用“超浅埋暗挖”，进行大型平顶直墙挤进施工技术。
施工过程中，崔志杰也是随叫随到。
1992年寒冬的一天，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天气格外寒冷。西站地铁工地要崔志杰去解决一个技术难题。
崔志杰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冒着刺骨的寒风奔向工地。
等崔志杰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这时，他突然感到身上一阵发冷，抽搐，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崔志杰的老伴赶忙叫人把他送到医院，高烧40度，连续一个星期都不退。
施工单位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他们都感慨地说：“像崔工这种设计人员我们欢迎。”
北京西站预埋地铁工程的设计圆满结束了，设计组的人都发自内心地说：“只想着搞完了西站地铁设计，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
但他们的梦想都没有实现，因为他们又都投入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设计整个市政配套设施
1991年底，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接受了西站市政配套工程的设计任务。
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都认识到：
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大家要以责无旁贷，无所畏惧，追求卓越的精神，抓住这次“再造京门”的机会，展现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的聪明与才智，使北京西站扬起神威，挥洒出时代的风采。
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建院40年来，设计了桥梁1000余座，道路4000多公里，城市道路立交140余座，还有许多的地下通道和人行过街天桥。
名扬中外的北京市第九水厂和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厂更使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闻名遐迩。
西站任务下来之后，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和各设计所所长纷纷请战，在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凡是重点工程都是必争之战。
四所所长张均任1955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校，后来上了三年夜大，刚到设计院不久就担任了山区公路设计组的组长。
从1971年起，张均任担任道桥设计所领导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对城市道路与立交进行了大量的设计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和管理经验，并发表过多篇在学术界有影响的论文。
西站任务一下达，张均任以志在必得的精神，多次请战。
院党委认为：西站会战是一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战斗。为此，必须派一支坚强的队伍，一名坚强的领导者去承担此项任务。
院长曲际水和主管西站工程的副院长陈震，都已经连续几天没有睡好觉了，他们在心中一个个点着手下的战将，对各所的技术力量和当时的工作安排进行反复的权衡。
曲际水、陈震又与党委书记王禹华等院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们多次研究，大家一致决定：
派张均任去啃这块硬骨头！第四设计所虽然年轻，但四所专业齐全，有一批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老同志言传身教，年轻人好学上进。
特别是有一个坚强的所党支部。书记薛淑翠、副书记贾志新、所长张均任等支部一班人团结一致，早已经为迎接西站会战而摩拳擦掌，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正是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当曲际水正式通知张均任由四所承担西站设计任务的时候，张均任只是微微一笑，似乎这一结果早就在他预料之中一样。
张均任同时在心里计划着下一步的行动。那天晚上，他几乎一夜未眠，睁着双眼，盼望着天快点亮，他迫不及待地要拉开西站市政配套工程设计的序幕。
陆静自1965年毕业以来，一直工作在设计第一线，她曾经参加过不少河道的改造工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陆静已经50来岁了，但她看上去依然是那么精神、活泼。她刚在厦门设计出12平方公里小区的排水规划，一天没休飞回了北京。
接着，陆静就在改河规划方案还没定的情况下，去规划设计院先要来了有关西站的数据。
1991年12月份，寒风刺骨，陆静带着本室的龙干、马力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白天跑现场，晚上挑灯计算和画图，大家都没有了上下班的概念，也没有了星期天。
他们仅用了3天时间就向总指挥部报出了拆迁图。
元旦，他们没有在家吃团圆饭，在春节刚过，就完成了第一本施工图设计。西站总指挥部专门通报对他们进行了表扬。
为给西站创造一个优美的环境，陆静等设计人员经过多次现场调查后，向指挥部提出建议：莲花池应另找水源，补清水入池，将排入莲花池的污水由新建暗沟截至西郊污水干线。
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经有关领导决定，莲花池的补给水源由玉渊潭建一条直径为一米、长3公里的管道引入。
这样，就使太液池得以复生，为西站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环境。
主管西站排水工程的院副总工程师刘希曾，因公务出国，在非洲博茨瓦纳期间，他仍然念念不忘西站明河改暗沟的工程，常提醒陆静注意一些关键部位。
陈震觉得这么大一个工程必须有专家把关，因为刘希曾出国在外，便请患重病在家的原副总石鑫培参与这个决策。
陆静是个性急的人，遇到问题就急得不得了，她也不管是节假日还是深更半夜，一有疑难问题就打电话到石鑫培家里。
石鑫培当时已经是晚期癌症病人，非常瘦弱，但他从来都是有问必答，有时觉得电话里说不清楚，第二天就会赶到院里看图纸，解答问题，对图纸中出现的细微的错误和疏忽也会认真地指出来。
石鑫培身患绝症，仍然为西站工程决策重大技术问题的这种精神，这激起人们强烈的责任感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陆静在拼命地赶图，同时也干得更仔细，她下定决心：绝不能让一点的错误和疏忽影响到京门第一仗的设计质量。
搞工程概算的李福春为了按时报出概算并不拖后腿，累得眼睛布满了血丝。
龙干、马力两个年轻人与前辈们一起，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一种精神溶进了盖板河的改造。
暗河的结构部分设计由丁荫春等人完成，经过多个设计方案比较，采用了下部结构现浇，上部结构预制的设计。从技术上采用多种措施，确保河道结构的安全。
丁荫春196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他说：“从结构上看，改河工程不算复杂，但麻烦的是考虑因素多，时间紧。比如这条暗河要渡过莲花池，穿过12米的土山，跨过三环路，还有部分傍着旧河道，部分傍着建筑物，困难真可谓应有尽有。这样就带来了配合施工任务的繁重，遇到情况就叫设计人员，不论是节假日，还是深更半夜，挥手即来，来了就得拍板，有时一天跑两趟，随时待命。因为是第一仗，牵动着整个西站工程的进程，施工时间匆促，对设计人员要求全方位过硬，技术过硬，作风过硬，应急能力过硬。”
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的总工范励修、副总杨树祺和第四所所长张均任、四所道路专业主任佟克正，4个道路专家铺开西站现况交通图，拟定了组织该枢纽交通设计的总原则：
在现有条件下，立足国情，选择最佳方案，达到国际交通功能，满足西站集散旅客和过境交通双重需求。
曲际水在办公会上几次提出：“西站的交通工程是跨世纪工程，要反映出我院的水平。”
陈震与杨树祺和响当当的女“桥帅”罗玲一起，在大交通和每一个具体工程细节上都严格把关，并大胆采用新技术。
随后，他们与范励修、张均任、佟克正开过多次碰头会和专业技术委员会，比选方案，决策技术问题。
杨树祺几次支持决策采用新构想，在发送道路立交交通功能提高行驶条件方面有了突破。
聂大华是担任道路专业西站项目设计的负责人之一，她1987年毕业，一方面向老工程师赵天伟学习，一方面向佟克正请教，硬是扛起了这副重担。
聂大华和手下的陈东、艾凌密切配合，建路又搭桥。
一次，莲花池立交道路设计，指挥部要求他们3天拿出设计标高，提供给规划局以进行管线综合。
按常规，完成这项工作至少也需要一周左右，作为莲花池立交道路设计负责人的陈东急得不得了。
聂大华说：“别急，咱仨一块干。”
于是，陈东、聂大华、艾凌3个人地鼓作气干了10多个小时，硬是在一天时间内就完成了！
后来艾凌出国进修，陈东一人把莲花池立交的几十张图捧了出去。
纳西族姑娘和坤玲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助理工程师，由于她头脑清楚，手脚麻利，西站道路工程的北广场三层隧道交通设计全交给了她。
和坤玲接到任务时，她真是又喜又忧。原来她曾偏于搞桥梁设计，现在一下子转到道路，而这部分道路工程又集中了整个西站配套交通工程的难点，和坤玲真怕自己干不好。
隧道交通工程方案是最后定下来的，变更了10余次，每次几乎都进入施工图阶段又有变动。
但和坤玲没有怨言，为了保证质量，提高效率，她在四所道路专业首先采用计算机绘图，这样手头就更快了。
在张均任和佟克正的指点帮助下，和坤玲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三层隧道设计给结构专业出了难题，但罗玲却说：“问题不大，有老谢任四所主任，能拿下来。”
谢万春理论基础扎实，善于钻研，虽然以搞大桥见长，但三层隧道也没有难倒他。
40多岁的徐中豪主持隧道设计。他是1982年毕业的高级工程师，参加过东厢、京石路、天安门地下通道等不少大型获奖工程设计。1987年曾经在加拿大专门进修过弯桥的设计。
但隧道的结构与桥梁不同，它更接近于建筑的结构，计算量大而且复杂。
徐中豪正在紧张设计阶段，他的爱人突然患甲肝住进了第二传染病医院。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差点没把徐中豪击倒，但为了西站的建设，他硬撑着顶了过来。
徐中豪除了加班加点外，他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洗、晒并消了毒。但可能是由于过度劳累和精神紧张，徐中豪开始失眠，本来就深夜才躺下休息，躺下后却又眼睁睁地睡不着。
在徐中豪的带领下，“计算机通”贺广民、研究所的张恺、研究生毕业的王甲平各负责了隧道部分计算，他们都出色地报出了最后一本设计。
徐中豪的同学包琦伟是道桥设计的另一个室主任。她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桥梁专业技术骨干，不仅业务上过硬而且关于组织协调生产，在有三分之一女性的设计室里营造了少有的融洽气氛。
许多人都说：“在这个集体里干活儿，特舒心，大家几乎都忘了计较奖金和工时的多少。”
他们室承担了除北广场隧道、白云路、北蜂窝立交以外的所有交通工程。
通过西站工程的锻炼，加上包琦伟关于调动积极性和合理调配人力，他们的设计能力有大幅度增长。
配合西站的建设，搞好雨污水的排除，扼制这个地区的“污河”，是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四所完成的又一项市政配套工程。
西站排水工程项目设计负责人邱荣进说：“该工程特点是工程复杂，任务重，时间紧，边设计边施工，又因规划、管线综合跟不上，不能投入大量的人力。”
这项工程的设计主要是邱荣进和谭爱涛负责，后来从德国进修回来的蔡云也参加了进来。
刘希曾和主任工陈辉带领他们在时间很紧的情况下，对已有的设计方案进行了大胆的修改补充，节省了工程造价，显示出他们的水平和实力。
第四设计所在建设北京西站的伟业在创造了辉煌，也赢得了荣誉。
总结工作时，书记王禹华、院长曲际水、副书记周复说都说：“当初，要选一支队伍承担西站市政配套设计任务，我们选了四所，我们选对了。第四设计所在西站市政配套工程设计中，不仅显示了我院的技术水平和实力，而且表现了团结协作、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
设计通信配套工程
1991年初，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获悉建设北京西站的消息之后，院领导立即向铁道部请战：“北京西站的通信信号及配套工程的设计，我们干了！我们具备竞争的条件，更具备竞争的实力！”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是铁路电务系统通信信号专业研究、勘测、设计和标准化机构。40多年来，该院坚持“为运输生产服务”的宗旨，坚持“以新技术开发为先导，工程设计为主体，标准和标准化工作为支柱”的方针，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为提高铁路综合运输能力，保证运输安全，促进铁路技术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西站的关键工程中，信号工程是关键之一，此工程包括：
一、客运车场，即西站大厅下电气集中工程，共有联锁道岔167组。
二、与客运车场配套使用的客运整备场，有联锁道岔83组。
三、柳村至广安门西线路所。该线路位于丰台、永定门和广安门三角形的中间地带，起到联络的作用，有联锁道岔10组。
四、长阳村线路所，位于长辛店和良乡之间，有联锁道岔8组。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在西站信号工程的设计方案中，提出了两套方案：一套是铁道部《“八五”期间电务技术装备政策》推荐采用的传统的6502电气集中系统；一套是正在试验中但技术上更先进的微机组匣电气集中系统。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从中国铁路的长远目标和目前国际铁路信号科技发展的态势着眼，力主上第二套方案。
1992年，有关鉴定单位认为：
6502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电气集中系列，在20余年的使用中，证明此系列安全可靠，性能稳定，使用单位已经熟练操作，确定北京西站上6502电气集中系统。
任务正式下达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全体职工立即投入了战斗。
院党委提出了一个“五个一”的准则和行动标准：
选第一流的人才，搞第一流的设计，交第一流的工程，给第一流的配合，领导站到最困难的第一线。
接着，由第一流的骨干组成了设计班子，把全院第一流的设备让出来。
为了保证设计文件的准确无误，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在工序控制规定的两个三级审核“三检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次检查和院“西站工程领导小组”的“特检”，变成了“五检制”。
院总工程师多次组织技术研讨会，大家认为：只要有可能，还要争取上更为先进的微机组匣电气集中系统。
但是，总体方案已经确定。
院领导想到：“如果引进国外车站现代化控制系统，将要花费一定数量的外汇。通信信号总公司已经按总体方案向下属厂家下达了相关设备的生产任务。全院人员在6502系统设计和配套工程设计上花费的心血大多将作废。而且，新方案投入实施的设计费用从哪里来？”
但是他们同时想到：“西站是我国的‘陆地第一国门’，是展现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体现我国铁路现代化气息的窗口，也是为我国铁路职工长志气的工程。第一流的工程必须有第一流的设计，第一流的设计必须包含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想到这里，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的工程师们都坐不住了，尤其是研制微机组匣电气集中系统的纪晏宁高级工程师。
纪晏宁当时已经61岁了，但他仍然在岗位上日夜操劳。他从事了近10年微机电气集中研究，已经推广应用了10多个车站的微机组匣电气集中。
西站工程没有上微机组匣电气集中系统，纪晏宁心里一直不能平静。
纪晏宁想到了很多，面临着时间紧，施工在即，重新设计、重新生产设备等困难，这些都让他心里十分焦虑，于是纪晏宁便来到了工地上。
纪晏宁听着工地上的打桩声，还有那已经拔地而起的主体大楼，那如潮似流的施工队伍……
纪晏宁的心里不由得激起了一腔不可抑制的激情：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鸣黄鸡！
回来后，纪晏宁对大家说：“我老纪虽这把年纪了，但还能再发点热发点光，我愿与同志们再冲刺一番！北京西站一定要上微机组匣电气集中！一定要尽全力争取！”
院务会决定，所有的干部立即分头下去详细调查，再召集有关人员座谈，既然决心在这种关键时候请求改变设计方案，就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万无一失。
德国SEL公司早就想让他们的技术和设备在中国占领一席之地，只要在谈判上下点功夫，将设备价钱压到我方能接受的程度就行。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多次派人到德国SEL公司学习考察，对与MMI人机接口设备的事，他们已经进行过几次模拟试验，全部成功。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已经有近10年对微机组匣电气集中的研制资料和南站等单位工程设计的实际经验，加上院内高度现代化的设计手段和几十年来设计院形成的敢打硬仗、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凭借全院职工目前在设计行业中一流的素质，在剩下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拿下设计文件不成问题。
但必须首先征得上级领导的首肯，再拖下去时间就不够了。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领导班子听取了研究设计院的报告，与会领导大受鼓舞，总经理彭朋问：“我只问一句话，来得及吗？”
设计院回答：“没有问题，保证按时完成！”
素有横刀立马、果断敢干作风的彭朋笑着说：“好，你们大胆的设想，和公司的思路不谋而合。有风险不怕，我做你们的后台，要相信科学，相信自己，思想再解放一点。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公即将举办一次展览会，给你们一席之地，请所有的部领导、司局领导参观。能否用实力和事实说服领导，就看你们的了！”
由于南站的微机组匣电气集中因使用单位场地改造问题，还没有正式安装，研究设计院立即派人，将此套设备一下子都搬到了展览会上。
铁道部的领导都来了，司局领导也来了，北京局领导来了，现场使用单位也派来了工程技术人员。
高大的圆弧型的大屏幕将列车运行情况都展现得一清二楚，在一排排组匣柜前，是全部由计算机组成的操作面。
整个展览会上，微机组匣电气集中设备最显眼，最吸引人，参观的人纷纷被眼前这套先进的电气集中系统吸引过来了。
操作人员现场做示范，让参观的人亲眼看到了MMI这套现代化操作系统。所有参观者都赞叹不已。
有人问“除了MMI设备外，其他设备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吗？”
解说员自豪地说：“大屏幕是西安信号工厂设计生产的，电源屏是天津信号工厂设计生产的，微机接口柜是沈阳信号工厂设计生产的，组匣柜是上海通信工厂设计生产的，而微机系统软硬件则是我们研究设计院配置的。除了MMI，其他部分全是通号总公司下属企业自己设计生产的。”
领导们听了都露出了笑容。
北京局领导问：“西站能否采用这一系统？”
解说员马上兴奋地说：“我们一直希望上这套系统。”
铁道部领导问：“西站上这套设备，1995年底能否开通？”
院领导马上代答道：“能！”
消息传到设计院，大家都互相告知：“有门！有门啊！”
而有的人已经开始了微机组匣电气集中设计的准备工作。
铁道部部长韩杼滨电话召请彭朋和研究设计院的有关人员。
韩杼滨问道：“你们有绝对把握吗？”
彭朋说：“我们通号总公司敢立军令状！”
韩杼滨又问：“你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
彭朋回答：“引进MMI需要钱。”
韩杼滨接着问：“多少？”
彭朋说：“大约1000万左右。”
韩杼滨马上说：“没问题，袁秘书，你记下来，通知有关部门。”
韩杼滨面对着眼前几位激动不已的老总们说：“MMI和投机组匣一次上，有困难你们要克服，风险我们来承担！”
1995年3月17日，铁道部和西站建设总指挥部通过了西站信号工程改上MMI微机组匣电气集中的方案。4月18日，正式下文通知研究设计院。
此时，离工程设计文件全部结束只有一个月时间了。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立即响遍了一个口号：
一切为微机组匣让路！
总公司立即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彭朋亲自挂帅，并指令一名副总经理专抓信号工程所需设备产品的质量和进度，保证以一流的产品装备西站。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领导提出：
向现代化要进度质量，充分利用设计院设备现代化的优势，一定要按期完成设计文件。
蓝培德院长说：
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高科技的高智慧含量和高附加值，决定了我们研究设计院能搞出第一流的工程设计。我有这个信心。
从1982年西站工程第一次启动时，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就开始了西站信号综合楼的设计。
因为综合楼的楼址反复变化，一直不能最后确定，使得工程设计反复修改，直到1993年3月技术文件再次通过鉴定时，设计者们仍然心里没有底。
负责房建设计的一位高级工程师，接手工作时便有充足的思想准备：4年工期两年半完，关键在设计，不加班哪能行？
从信号综合楼开始施工设计那天起，这位工程师就很少过节假日，把心思全用在了工作上。女儿生病、妻子动手术，他默默地承受着身心的痛苦。
1994年3月，他终因劳累诱发房颤被送往医院急救，他在医院两次晕厥，被送进了监护室一住就是18天。
待病情基本稳定后，他便急不可待地请同事把图纸送进了病房，继续研究图纸如何修改和补充，如何与北京市建院更好地配合，如何与其他专业协调进度。
医生、护士都要求他绝对卧床静养，让他积极配合治疗。
他微微一笑，谢谢大家对他的关照。但他却又说：“我相信有你们在，我不会轻易到另一世界去的。”
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潸然落泪：“这人满脑子都是工作啊！”
1995年4月28日，在微机组匣集中工程设计室里，MMI微机组匣电气集中工程设计时间倒计时已接近零。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几间静悄悄地计算机房里，昼夜响着计算机键盘的敲打声。
家里有计算机的人，下班回家又接着工作到深夜。家里没有计算机的人，下了班又留下来继续加班。
整整一个月，他们忘记了对家庭的责任，远离娱乐人群，没日没夜地敲击键盘，直至手指酸疼，大脑短路。
设计室里唯一多余的是一箱箱的方便面，大家谁饿了就抓一包，或泡着吃或者干吃，他们认为这样有一个大优点：“可以不离开计算机。”
总公司领导来了，院长、党委书记来了，总工程师、工会主席、纪委书记也都来了。
夜深了，设计者们谁都没有动身。领导来了，他们谁也没动一下，甚至连一句客套话都不愿意多说，都觉得那是一种浪费。
计算机房里只有键盘的敲击声和因疲劳过度而引发的咳嗽声。
领导们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他们把满肚子想让大家休息的话都咽了回去。
王大地的桌子上，一卷卷的文件越堆越高了，而王大地的脸上却逐渐从疲劳中溢出了欣喜的光彩：
计算机出图率达到80％！三级检验下来的结果全部准确无误！
1995年4月30日，王大地兴奋地抓起电话向院长报告：“MMI微机组匣电气集中工程设计文件，仅用一个月零5天的时间全部完成了！”
文件送到院“西站领导小组”，一切准确无误，通过！
上百份设计文件送到设计院总工室，一切准确无误，通过！
文件又送到了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专门领导小组，一切准确无误，通过！
文件最后送到审核单位，一切准确无误，通过！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党委书记关俊升在评价该院职工在西站工程中的表现时说：
我们研究设计院的知识分子，正在将传统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换、嫁接、提纯、升华，从自我入手，从实干起步，把历史重任、时代使命与个人才智、自我实现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探索知识分子立功报国的当代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