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汪精卫设立汉奸政府

土肥原料理完伪满洲国的事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内地城市。

在上海虹口公园东体育会路7号，有一幢两层的小洋楼，四处洋溢着浓厚的日本气息。这套花园别墅原是日本人的私人别墅。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这里住进了日本兵。后来，土肥原看中了这个小院子，在这里设立了特务机关，并把那座主体建筑小洋楼命名为“重光堂”，以此作为土肥原特务机关的代号。

为了进一步推进在给大本营陆军部的报告中所提出的所有谋略工作，土肥原彻底改造了日本在中国的特务系统。他保留了原来军部和外务省在中国设立的各个分支机构，但是在这些机构之上，又设立了四大特务机关，各司其职，避免互相掣肘。

这四大特务机关是：专门负责对汪精卫一派策反工作的“梅机关”；以两广为对象的“兰机关”；以华北为对象的“松机关”；以重庆为对象的“竹机关”。

而对汪精卫的策反工作，则是土肥原对华谋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对于这一关系重大的特务工作，土肥原选中了参谋本部第八课即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来负责。

汪精卫，1883年生于广东省，20岁时留学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专科，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的才华和大胆实干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因与蒋介石的矛盾，他几次下野外游。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一度出现蒋汪合作的局面，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成为亲日派当之无愧的头面人物。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竭力反对抗战。他一直试图影响蒋介石，在南京未陷落前，为中日和谈之事给蒋介石写信十多封，当面也谈过多次。

由于有汪精卫的“抗战必亡论”作后台，一些亲日投降派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制造和谈的舆论。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家的地下室中，利用防空袭的机会聚会，议论“和战问题”，大肆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大乱”等失败主义论调。

这时出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利用中日和谈的幌子另立新的中央政权。汪精卫暗想，只要他抢在蒋介石前面向日本方面抛出“橄榄枝”，日本方面就一定不会亏待他，新的中央政权的首脑人物就非他莫属。

何况近卫首相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中还明确表示：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是要协助中国建立“真诚与帝国合作”的新兴政权。这就更令汪精卫兴奋了。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逃脱作为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的土肥原的眼睛。他所从事的工作要找的不正是汪精卫这样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吗？

土肥原指示华中地区的所有特务系统，密切注视汪派的动作，一有异常，立即通报本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不放过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收到这份指示的，不仅有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在华的两大特务系统，还有其他日本机构在华的长驻机构，比如同盟通讯社上海、南京支局，“满铁”驻上海、南京特派员等。

汪派也在加紧活动。身为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周佛海，为了打通与日本方面的联络，以“必须搜集日本情报”为由，在汉口设立了一个机构，让高宗武任主任。

在土肥原的幕后策划下，一切都在秘密状态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这时候，高宗武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准许他以秘密身份前往日本试探中日和谈的可能性。

土肥原认真分析了中国方面的要求和西义显等人转来的其他情报。他一眼就看出了中国方面最高领导层所坚持的，是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实现对日和平，但是由于日本方面已经抛出了近卫对华声明，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强烈的反响，因而希望日本能够改变近卫声明，重新发表声明。

高宗武在日本逗留期间，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进行了会谈。所有的会谈都由今井武夫陪同。

今井武夫把高在日本期间的所有谈话整理出来，报告给土肥原。土肥原从中看出来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高宗武似乎不再热心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中两国间事变的方案。

土肥原决定亲自见一下高宗武。

这次会谈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高宗武和土肥原都很兴奋，这两个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土肥原是负责对华和平工作的首脑人物，高宗武不会不知道；高宗武既是汪派热门人物，其访日又得到蒋的默许，这一双重身份土肥原更是再清楚不过了。

就在这时，日本在华间谍向日本政府和军部报告说，国民党内部已经出现严重分歧。这就更坚定了土肥原以汪精卫为对华工作重点的决心。

高宗武回国之前，土肥原托今井武夫转告他，日本的意图是恳求蒋介石下野，没有改变主意的打算，目前也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样，高宗武离开东京后，没有到汉口或重庆，而是来到香港。他怕到汉口或重庆后受到蒋介石的责难。

但是他对蒋介石不能没有一个说法，正好此时他胸部旧病复发，便借口想在香港专心治病而向蒋介石告假。同时，他给周佛海写了一份长篇报告，表明日本政府此时准备把和平运动的矛头指向汪精卫。

汪精卫既高兴，又有些犹豫，他最怕的不是国内影响，而是怕日本人说话不算数，最后鸡飞蛋打，落个身败名裂。

汪精卫召集梅思平、陈璧君等人共同商量对策。

陈璧君越俎代庖，替汪作了决定。她说：“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这时候，高宗武病情加重，吐血不止，以致卧床不起。

汪精卫和周佛海只好决定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至香港，出面与日本人联系，获取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诺，并开展进一步的谈判。

为了迷惑蒋介石，汪精卫让周佛海将高宗武的报告如实呈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对于日本方面仍旧不肯将他作为谈判对手，大为不满。他将秘书长陈布雷找来，怒气冲冲地责问：“高宗武真是个混账东西，是谁让他到日本去的？”

汪精卫和周佛海在这时候把梅思平选为高宗武的后继人选，自有其打算。梅思平，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当过大学教授，后任南京附近被国民政府评为模范县的江宁县县长。

梅思平没有留学海外的经历，也完全没有与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交往的历史，因此，由他代替高宗武，虽然多次往返于重庆、汉口、香港和上海之间，却也没有人注意到他是在与日本方面进行联络。

汪精卫与日本人的暗中勾结，一时间把蒋介石蒙蔽住了。

梅思平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授意下来到香港，与高宗武一道，继续与日本特务西义显、伊藤芳男会谈。

会谈中，梅思平正式提出了汪派关于“和平运动”的试行方案。由于梅思平的坚持，会谈的关键成了日方必须承认由汪精卫出面主和这一前提。

初步谈判后，经双方幕后人物同意，决定将谈判地点改在上海。

土肥原派今井武夫到上海，具体负责谈判工作。

梅思平将香港会谈的情况，专程回重庆向周佛海、汪精卫作了汇报。汪精卫等商定了中方的和平基本条件并最后定稿，由梅思平带往上海，与日本正式代表进行会商。

为了保密起见，梅思平、高宗武等人都分别单独乘船来到上海。

1935年11月12日，梅思平先于高宗武一天到达上海。

当晚，今井武夫就请他到一家日本酒馆进餐。梅思平穿着鞋子在日式榻榻米上走来走去，还坐到壁龛里去，弄得今井等人不知所措。

梅思平说，这是他初次与日本人交谈，也是第一次吃日本菜肴。他一面夹着生鱼片，一面苦笑着说道：“从此我也将被人们称作汉奸了吧？”

第二天，梅思平、高宗武与今井武夫等日方代表进行了会谈。

会谈的焦点，是汪精卫既要卖国，又要名分。但是既然卖国的大政方针已定，那么技术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

对于这一点，土肥原有着充分的信心，他指示日本谈判代表，一拖二压，汪派迟早会顶不住的。果然，双方在一些技术问题上纠缠一段时间后，终于达成妥协。

11月20日，从早晨起，影佐和今井就与中国方面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进行了协商。影佐只是在会谈开始与结束时参加了一下，一切都由今井负责。到这时候，双方实际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项目，只是在措辞上做了一些修改，极其简单地就结束了会谈。

晚上19时，双方在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根据这一协议：

日本和中国共同防共，缔结日华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有居住权和营业自由；日华经济合作；中国赔偿日侨损失；日本发表解决时局的条件时，汪精卫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11月21日，从上海返回东京的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将“重光堂会谈”的结果向陆军大臣、参谋次长、土肥原中将和有关的部、课长作了汇报。

第二天，板垣征四郎陆相带着影佐和今井两人前往首相官邸，将会谈结果向“五相会议”各有关官员作了报告并征求同意。经过商定，由近卫首相以近卫第三次声明的形式予以发表。

今井得到土肥原和日本内阁的答复后，于11月26日返回上海，与伊藤芳男一起待在旅馆里，专等中国方面的答复。

在香港，今井通过西义显和参谋本部的大田梅一郎负责与中国方面联络。

梅思平于11月25日乘飞机从香港返回重庆，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进行了协商，然后重新带着同意的复信，于12月1日回到香港。

这样，在以土肥原为首的日本间谍的策划下，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活动正式付诸行动。

土肥原在为日本对华侵略中所做的工作可谓殚精竭虑，虽然他的计划一步步得逞，但其反人类、反和平的行径最终必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