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是什么

——米兰·昆德拉

以色列颁发的最重要的奖给予了国际文学，在我看来，这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来自一个悠久的传统。事实上，犹太的伟大人物们远离他们出生的土地，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激情，始终对超民族的欧洲，即被看做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块土地的欧洲，怀有特殊的敏感。如果说在对欧洲产生了悲惨的绝望之后，犹太人仍然忠实于这个欧洲的世界主义，那么在我眼里，以色列作为他们重新找到的小小的祖国有如欧洲真正的心灵，这是一个长在身体以外的奇特的心灵。

今天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接受耶路撒冷奖，它带着伟大的犹太世界主义精神的名字与印记。我是作为小说家来接受它的。我要强调小说家，我不是说作家。按照福楼拜的说法，小说家是想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消失在作品之后，就是放弃公共人的角色，这在今天并不容易。今天，所有重要或不重要的都要走上被大众传播媒介照亮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舞台，这些传播媒介与福楼拜的意图相反，使作品消失在作者的形象后面。在这种任何人都无法完全逃脱的境况里，福楼拜的看法在我看来几乎是一番警告：小说家一旦扮演公共人的角色，便把自己的作品置于危险之中，他的作品有可能被看做仅仅是他的动作、声明、立场的一个阑尾。然而，小说家不是任何人的发言人，我甚至把这个看法推到更远的地方，我要说，小说家甚至不是他自己的思想的发言人。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第一稿时，安娜是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女人，她的悲惨结局不过是自圆其说，自食其果，小说的定稿却完全不同。但我不认为托尔斯泰在这中间改变了他的道德思想。我更愿意说，他在写书时，倾听的不是他个人的道德信念，而是另一个音。他所倾听的是我喜欢称作小说的智慧的那种东西。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倾听这种超个人的智慧，这说明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应当改换职业。

然而，这个智慧是什么？小说是什么？犹太人有一个精彩的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在这个格言的启发下，我喜欢想象：弗朗索瓦·拉伯雷有一天听到了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因此而诞生，我很喜欢把小说艺术带到世界当作上帝发笑的回声。

为什么上帝看到人思索就会笑呢？因为人一思索真理就躲开了他。因为人越是思索，这个人与那个人的思想就相距越远，因为人从来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早在现代的黎明时分，走出了中世纪的人所处的这一基本境况就已显露出来：堂吉诃德思考，桑乔思考，而逃离他们的不仅是世界的真理，还有他们的自我的真理。早期的欧洲小说家们看到并抓住了人的这一新的境况，并在它之上建立了新的艺术，即小说的艺术。

弗朗索瓦·拉伯雷发明了许多新词，它们后来进入了法兰西语言和其他语言，但是这些词中有一个被遗忘了，这是令人遗憾的。这个词是不快活的人，它来自于希腊文，意思指不笑和没有幽默感的人。拉伯雷讨厌不快活的人。他害怕他们。他抱怨那些不快活的人“对他如此残忍”，使他差一点停止写作，并永远不再写。在小说家与不快活的人中间，不可能有和平。不快活的人从没有听过上帝的笑，他们坚信：真理是明白的，所有人都应思考同样的东西，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所想的那样。然而，人之成为个人，恰恰在于他失去对真理的肯定和别人的一致同意。小说，是个人想象的天堂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不是安娜，也不是卡列尼娜，但所有人在那里都有权被理解，包括安娜，也包括卡列尼娜。

在《卡冈都阿和庞大固埃》的第三卷中，欧洲小说的第一个伟大人物庞大固埃被一个问题所折磨：他应不应该结婚？他去请教医生、相面人、教授、诗人、哲学家，这些人拿出希波克拉提、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引经据典。但是在作了这番浩大的博学的研究之后——它占据了整个一本书——庞大固埃始终不知道他是否应该结婚。我的读者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却从一切可能的角度，勘察了这个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结婚的人的可笑却又基本的境况。

拉伯雷的博学如此非凡，与笛卡尔的博学相比却有另一种意义。小说的智慧与哲学的智慧不一样。小说不是从理论精神中产生而是从幽默精神中产生。欧洲的失败之一在于它从未理解过最具欧洲性的艺术——小说，它既没有理解它的精神，它的博大的知识与发现，也没有理解它的历史的自主性。在上帝笑声启发下的艺术从本质上说，不是屈从于意识形态的可靠性，而是与它们相矛盾。它像帕尼罗帕一样，在夜里拆坏了神学家、哲学家和学者们前一天编好的地毯。

近来，人们习惯于谈论18世纪的病症，甚至重弹老调说：俄国专制主义的不幸是欧洲的作品，尤其是启蒙时代无神论理性主义和信仰理性巨大威力的作品。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与那些把伏尔泰作为承担古拉格的责任的人们去论战。然而，我认为自己有能力说：“18世纪不仅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的世纪，而且也是（尤其是！）菲尔丁、斯特恩、歌德和拉科罗什的世纪。”

在这一时代的所有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劳伦斯·斯特恩的TristramShanffy。一部让人奇怪的小说。斯特恩以一个夜晚的回忆开头，Tristram被构思出来，他刚开始要说他的想法，另一个想法立刻吸引了他，这个想法通过自由的结合，又引出另一个思索，然后是另一个故事，一个离题接着一个，而Tristram这个小说主人公，在一百多页中被人遗忘。这个虚构小说的荒谬办法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简单的形式的游戏。但是，在艺术中，形式始终是超出形式的。每一部小说，不管它愿意或不愿意，都拿出一种答案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的存在？它的诗在哪里？比如说，菲尔丁。斯特恩的同时代人特别善于享受行动与冒险的魁力。斯特恩小说意味的回答是：在他看来，诗不在行动中，而是在行动的不中断之中。

面对把世界缩减为事件的因果连续，斯特恩的小说以它自己的形式证明：诗不是在行动中，而是在行动停止的地方，在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桥被破坏，思想游荡在温和与自由中的时候。存在的诗，斯特恩的小说告诉我们，在离题之中。它在无法估量之中，它在原因的另一侧。它是sine ratione，没有理由的。

因而，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个时纪的思想和理论观念来判断这个世纪的精神，而不重视其它的艺术，特别是小说。19世纪发明了蒸汽机，黑格尔坚信自己把握了宇宙历史的精神。福楼拜发现了傻，我敢说这是那个对自己的科学理性如此骄傲的世纪的最伟大的发现。当然，即便在福楼拜以前，人们也不怀疑傻的存在，似是人们对它的理解稍有不向：它被看做一种简单的缺乏知识，一个可以被教育所改正的缺点。然而，在福楼拜的小说里，傻是与人的存在不可分离的一个范畴。它伴随叮怜的艾玛度日，直到爱情的床前，直到死亡的床前，在床头，两个可怕的不快活的人Hom-als和Bumsien长时间地互相说着蠢话，像是作一种葬礼祷告，福楼拜的发现对于世界未来比马克思或弗洛伊德的最震撼人心的思想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阶级斗争或没有精神分析的未来，但却不可能想象它没有既成思想不可逆转的发展；它们被输入电脑。被大众传播媒介宣传，有可能很快成为一种力量，粉碎所有独特的个人的思想，因此而扼杀现代欧洲文化的本质。本世纪30年代的一位小说家海尔曼·布洛赫谈起现代小说的英勇努力，这种努力致力于反对媚俗的潮流，但却最终被它打翻在地。媚俗一词指一种人的态度，他想付出一切代价向大多数人讨好；为了使人高兴，就要确认所有人想听到的，并服务于既成思想。媚俗，是把既成的思想翻译在美与激动的语言中；它使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思索的和感觉的平庸流下同情的眼泪。50年后的今天，布洛赫的话具有更真实的意义。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地变成媚俗的美学。直到最近的时代，现代主义还意味着反对随大流和对既成思想与媚俗的反叛。然而今天，现代性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活力混在一起，现代派意味着疯狂地努力的出现，随波逐流，比最为随波逐流者更随波逐流。现代性穿上了媚俗的长袍。

不快活的人，对既成思想的不思索、媚俗，这是作为上帝发笑的回声而诞生的艺术所面对的惟一的敌手。这一艺术创造了迷人的想象的空间，在那里，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每人都有权被理解、这个想象的空间与现代欧洲一起诞生，它是欧洲的形象，或者说，它至少是我们对欧洲的梦想。这个梦想屡遭背叛，但它仍然足够强大，在能把我们大家都团结在远远超越了我们小小大陆的博爱之中。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个人被尊重的世界（小说的想象的世界，和欧洲的真实世界）是脆弱的，会死亡的。我们看见不快活的人们组成的大军正在远处窥探我们。正是在这个不宣战的永久的战争时代，在这个命运如此悲惨和残酷的城市，我决定只谈小说。或许你明白，这在我并不是在所谓严重问题面前临阵逃脱。因为，如果说在我看来，欧洲文化在它的外部和内部，在它最珍贵的对个人的尊重上受到威胁，那么我认为欧洲精神的这一珍贵本质像被放进一个银盒子一样，被放进了一个银盒子一样，被放进了小说的历史和小说的智慧中。在我这篇致谢辞中，我要向这一智慧致以敬意。但是我应当停住了。我正在忘记上帝——看见我思索，就会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