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首先，译者谨以此书敬谢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陈传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刘树人教授

因为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本书才能得以出版；同时也是他们指导和鼓励译校者在旅游地理学领域进行研究与探索，将国外先进的学术成果介绍到国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传康教授和刘树人教授，对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游憩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一书，原名《Recreation Geog-raphy》， 是 Longman 出版公司推出的“资源管理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作者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L.J.Smith）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游憩与娱乐研究系教授，曾任该系系主任。作者曾在游憩地理学以及娱乐政策、娱乐研究、旅游等许多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与研究报告，除了本书外，还包括同样被广泛引用的另一本著作《旅游分析手册（Tourism Analysis：A Handbook）》。史密斯先生还身兼滑铁卢大学地理学系的兼职教授、安大略娱乐研究委员会执行委员，以及《游憩研究评论》杂志编辑。他的著作中，最受专家好评的就是这本《游憩地理学：理论与方法》。

1987 年初，译者在华东师大地理系外文资料室翻阅旅游地理学文献时， 发现了这本不太厚但却烨烨生辉的著作，惊喜之下摘译了部分章节，在《地理译报》上发表。其后，又约请颜建平、戴光全、谈三平等人将全书译出， 在刘树人、康淞万先生的支持下，出了油印本。1989 年我到云南楚雄师专支教，对译文中的人名、地名作了统一规范处理。同时由中山大学地理系保继刚副教授对译文进行了校对，并且得到戴凡同志的支持和帮助。1991 年夏， 根据上述油印本，我又对全书作了重译，以图译文质量有所提高。在此期间， 译者还请原作者史密斯先生为中译本作序，史密斯博士欣然应允，并很快寄来中文版序，在此要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正如滑铁卢大学布鲁斯·米切尔先生在该书英文版前言中所称，史密斯博士的《游憩地理学》，是一本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书，他在这本书中所列举的方法“多种多样，从传统的到新近的，从简单的到复杂的，从定性的到定量的。这样，读者就可以领略多种方法，并能从中看到，这些方法在不同的情况下，怎样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如果说解决游憩和旅游问题的方法，是本书的实用性之所在，那么在这些方面的铺陈描述的背后，时刻萦绕着的两根主要线索——区位和旅行——就构成了本书的理论经纬，并从不同层次，从描述到阐释、再到预测、直至规范研究，加以构织， 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游憩地理学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本《游憩地理学》，不仅具有实用意义，而且也具有理论价值。

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现代旅游地理学在中国从无到有、逐步发展。1980 年北京旅游学院开设旅游地理课程，1932 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室成立旅游地理研究组，出版《旅游地理文集》。在此期间，南开大学、杭州大学成立旅游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开始招收旅游地理方面研究生，《地理研究》、《地理译报》、《青年地理学家》、

《经济地理》、《旅游学刊》诸刊开始发表旅游地理方面的论文。近几年来， 普通旅游地理学专著也开始出现，如雷明德《旅游地理学》、卢云亭《现代

旅游地理学》、孙文昌《应用旅游地理学》等相继付梓。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第一次资助旅游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保继刚硕士荣获该项 2 万元的专门研究经费。所有这些都有力说明，旅游地理学在中国，已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并已取得可喜的长足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将具有理论与方法双重价值的史密斯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正如破浪之舟，乘风催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在旅游地理学的研究，甚至在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毕竟起步太晚，距《游憩活动与土地利用》（K.C.McMurry，1930）一文的发表，已有六十余年，许多方面，尤其是理论和方法方面，“同志仍需努力”。北美和西欧的旅游地理研究，包括史密斯的著作，在游憩方式、数学模型、行为模式、经济市场预测等方面， 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游憩研究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旅游研究。游憩（recreation）一般是指不过夜的娱乐活动，而旅游（tourism）则指在目的地过夜的旅行、休闲行为。目前国内学者的兴趣，主要放在旅游的研究上，对游憩现象尚未加以注意。而在西方，游憩现象的研究已成为主流，并且把旅游活动看作是游憩活动的一种方式，这样看来，游憩的地理分析，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意义。因此，旅游地理学向纵深发展的一个可能结果，是游憩地理学的繁荣。我们在研究旅游空间规律的同时，也应重视游憩活动、尤其是城市游憩系统的研究。

用数学方法建立统计模型，分析游憩和旅游活动的发生发展规律，能更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或许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

游憩活动实际上与人的移动分不开，游憩者（或游客）的旅行与休闲行为都受社会、经济和心理条件的制约。用空间观点分析游客的行为，为专门的设施、区位和社群，建立不同的行为模式，可以为市场开发找到更好的决策方案。如果我们能够从就资源而论资源的阶段更进一步，加强对人（游客） 本身的研究，将更有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另外，我们还需更多的社会心理学训练，需要与其他学科有更多的合作。

从市场的角度分析资源（或旅游位址），资源才具有经济意义。目前我们对资源本身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多的经验积累和资料积累。潜在的资源和位址（site），在某区域内可能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它与外部的客源地有什么样的关系，潜在的游憩者对资源有怎样的映象、怎样开展营销活动、成本-效益比为多少⋯⋯这些问题，也许是未来研究中比较富于实际意义的角度。

最后，译者还要对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为本书的出版作出各种贡献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地理室汪安祥、黎勇奇、裴威，他们为本书的编辑付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除了编辑译稿外， 裴威同志还做了大量业务联系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徐建刚、谈三平， 他们曾给予本书以极大的帮助；中山大学地理系陈乐，他为本书清绘了全部插图。北京大学地理系刘伟强，他在译者在京看稿期间，给予了很多帮助。

吴必虎 1991.9.

北京香山四统碑

《游憩地理学》中译本序

欣闻《游憩地理学》一书已被吴必虎等译成中文，本人深感荣幸。中、加两国人民对彼此的文化，相互尊崇和向往，由来已久。诚望拙作对游憩和旅游地理学方面的中国同行，能够有所裨益。

世界各国政府日渐认识到，游憩和旅游对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们难以找到科学的证据，来证明游憩活动和人们的生理或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但是，各种形式的游憩活动对人们的快乐感和幸福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不仅如此，游憩活动还可以增强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的亲密联系，增强人们的社区感，并促发人们对其传统的自豪感。

当然，作为游憩活动的一种形式，旅游同样具备上述好处，但它带给我们的还不仅这些。正如世界旅游组织指出的那样，旅游已成为世界最大产业， 1989 年世界旅游总收入已超过 20 亿美元。通过适当的经营、推销，旅游业可以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旅游还可起到增进各国间的交流、理解和相互尊重的作用。

有许多事物可以将旅游者吸引到目的地，但文化、传统和环境是尤为重要的因素。虽然游客的蜂涌而至会引起容量超载、破坏脆弱的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但是游客的需求，也许可以导致产生保护这些旅游区的政治压力和财政资助。

我在本书英文版原序中业已指出，这本《游憩地理学》的重点并不在于研究的“结果”，而在于研究的“方法”。目前，人们对发展游憩与旅游的成本与效益，还未完全理解；用于规划、营销、管理、以及评价游憩与旅游发展的各种方法，也未臻完善。然而，正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致力于国际合作， 致力于各项研究的未来进展。

游憩与旅游地理学是一门充满活力、大有作为的科学。从某种水平而言， 游憩与旅游地理学就某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游憩与旅游问题而展开的研究，其所谈及的问题与所用的方法，反映了特定地区的学者对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但从更一般的水平而言，因为游憩地理学最终关心的是对景观整体——作为人类之家的地球本身的理解，所以它应该超越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游憩与旅游地理学家的座右铭是：“脚踏实地，胸怀全球”。

最后，谨向各位读者致以良好的祝愿！

（斯蒂芬·史密斯）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本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游憩地理学方面的较权威的著作。本书系统介绍了与公、私决策有关的旅游设施布局的优化决策问题，把游憩地理研究分成描述性、阐释性、预测性和规范性四类，并进一步阐述了有关区位与旅行的诸类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对游憩地理学研究作出系统的评价， 并提供较有实用价值的分析方法与工具。

本书适合大专院校学生及研究生参考使用，对有关科研工作者及旅游决策、规划、管理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游憩地理学

导 言 ①

本书旨在阐述游憩地理学（recreation geography）的基本问题、以及游憩地理学家所用的研究方法。这里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主要目的，另一个是次要目的。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游憩地理学家所运用的各种方法，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研究的结果；我们的次要目的是，希望通过系统抉择世界各地近两代游憩地理学家所做的典型研究，找出有代表性的问题和方法，从而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游憩地理学概念体系。但在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讨论几个重要术语，并对本书的章节安排作一概述。

游憩地理学是对景观中的游憩模式与过程的系统研究。该定义中有三个术语极其重要。第一个概念就是“景观（landsca-pe）”，应该注意不能把这个概念理解得太狭窄。对于我们来说，景观不仅包括地球的表面，而且包括大气层（作为天气变化之源和空中旅行的“通道”）和地表下的圈层，例如洞穴和珊瑚礁等。景观还包括非具象内容，例如，人群的移动、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政治疆界、地域分异的类型、气候、产业间的经济联系、社会组织模式、以及人类的价值观等等，都是不可见现象，但就我们所指景观这一概念，却是其非常重要的部分。从游憩地理学的意义来说，景观既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一方面，它受人类活动和工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影响人类活动和工业发展。

第二个概念是“游憩（recreation）”，它是游憩地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但又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几十年来，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提出过一个接一个的定义，但没有一个能得到大多数研究者持久的赞同，因此目前尚无一个可接受的权威性定义。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对游憩有一个直觉的定义；随时将这一定义用言词表达出来，是难以做到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换句话说，研究“游憩”的地理学家，需要建立一个实用的定义，来解释在一特定的研究课题中，他怎样选择并评价所要研究的现象。不过这一定义仅是个工具，它常常是对各种包含着“游憩”意味的事物的不完善的、甚至在哲理上不全面的陈述。

在实际运用中，游憩常常意味着一组特别的可观察的土地利用，或者是一套开列的活动节目单。就像对“景观”的理解一样，对游憩的理解亦不能太狭窄。也就是说，游憩还包括被称为“旅游”、“娱乐”、“运动”、“游戏”、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文化”等现象。不妨像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镜中人》中的矮胖子（Humpty Dumpty）一样，说句夸张的话： 我们可以随意地用这些词来表达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当然，词义的约定俗成和这些词对别的方面的敏感性，会影响到术语和定义的选择；对任何特定词汇的运用也应保持其含义的前后一致。另外一方面，约定俗成和词的敏感性也告诉我们，上述术语中，没有一个具有唯一的、永远正确的定义。

第三个重要概念是“系统研究（systematic study）”。研究游憩地理学的方法不一而足。可以围绕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来编写一本书，这种方法通常是对重要政治问题的及时的、常常是有趣的分析。不过，针对问题的方法常因时过境迁而失效，而且常常仅与某个地区或国家有关。除此方法外，也

① 原文为前言，这里将其移至正文，作为全书序论。——译注

可通过系统地总结相关事实，例如加拿大国家公园的总面积，可用来编写一本书。同样，这也是一个有用的方法，但这样一本书仍有一时一地的局限。我们在这里所采纳的方法，更为强调非时限的、全球性的概念，而不是特殊问题和事实的罗列。它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的任务就是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应用。

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的一个有效方式是，从研究者所碰到的所有问题的描述开始，逐渐完成从描述到规范研究这样一个连续分析过程。描述研究是科学探索中的基本阶段，是一个回答诸如何时何地、何人何事等问题的过程。描述——包括定义和分类——事实上形成了所有其他类型研究的基础。因此，本书即从讨论游憩地理学中的描述基础开始着墨。

其后便是阐释研究：目的在于回答“怎样”的问题。最近进行的令人兴奋的工作中，有些就是阐释模型的建立和检验。最近研究者正在进行研究的许多课题当中，就包括对公园使用问题、活动冲突、国际旅行模式、以及游憩景观的发展等的来由的分析。

进行阐释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预测模型。有些预测研究与阐释研究是互相对应的。换言之，如果研究人员能够经验地解释事物目前的状态， 他就有可能运用该分析，预测事物的未来情形。但还有一类预测研究，并不以阐释研究为基础。通过观察统计规律、并假定这些统计规律保持不变，我们就可以预测未来事态的可能结果。

游憩地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当中，有着长久魅力的是规范研究：这类研究试图阐明事物的理想状态，并力图将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决策。为达到规范研究的目的，研究者必须能够描述现状、解释其来由、预测未来趋势和结果， 并要在分析中运用价值判断。

上述四种类型的研究，我们都将运用实例，一一加以详细探讨。对于每一类型的研究，又分为两个基本项目：区位和旅行。因此，本书的基本内容， 即由游憩地理学中有关区位和旅行问题的描述性、阐释性、预测性和规范性研究等八个章节所组成。本书还包括一章总结性文字。对有关方法和问题作了回顾，并对未来作了一些展望。

本书的内容从许许多多研究人员的工作中得益非浅。如果感兴趣的读者需要得到更多的情况，他们可以去参阅原始资料，以便对任何所涉及到的问题，取得更多的材料。我们已将所用到的参考文献附列于书后，在每章的末尾，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补充读物。这些文献和读物并不全面，也不一定是某一方面所有最好的著作，并想当然地忽略那些没有在这里引录的作者的成就。本书引用的材料，是我所接触到的、能为我所用的高水准的材料，一般情况下其他研究者亦可得到。如果把所有可用的资料全部引用，其数量可能是现在的两三倍。不过，我相信玛丽·斯图尔特（Mary Stewart）在完成她的三卷本的默林（Merlin，卡米洛的巫士）的传奇故事后，总结她的写作得失时所说的话：“如果我再阅读更广泛些的书的话，我就不可能完成这本书”。如果我知道还有多少书等着我去读的话，我就永远没有勇气自己动笔写作。然而我毕竟还是做了，并且略可告成。现在，轮到读者一试身手、伏案工作了。

第一章 区位的描述研究

区位的描述是对差异的研究。但是，对游憩而言，有关区位差异却并不容易确定。寒冷的山地湖泊和热带海滩，同样都是游憩资源。加拿大落基山脉未受污染的空气，和某些大城市剧院区的浑浊空气，都与迷人的假日密切相关。历史古迹、古代废墟和近、现代建筑物，同样吸引着旅游者。南斯拉夫深邃幽暗的喀斯特区的溶洞，与多伦多的加拿大国家大厦上视野开阔、清风徐来的观景台一样，使旅游者流连忘返。人们需要寻求友伴相随、需要摩肩接踵，同样，人们也需寻求荒蛮寥廓，静享孤寂。

游憩并不是具有不同形式的单一现象，它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现象的组合，每一现象具有不同的资源需求，为不同的参与者所欣赏，而每一个参与者又可从不同的区位获得不同的满足。游憩资源及其利用的命名、描述、分类等问题，亦是多方多面，研究者们不仅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同时也认识到命名、描述和分类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却不同意某个单一的分类体系。

有关描述游憩资源和游憩活动的区位的方法，披披纷纷，不一而足，可与被研究的对象的纷杂相媲美。但我们仍可将这些方法归分三大类：①设施与活动区位的描述；②资源调查评价；③区域与资源映象的描述。

上述三类方法的排列顺序，反映了研究领域的历史发展。首先引起地理学家的注意的，就是游憩土地利用。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人们就认识到旅游和游憩对发展地方经济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促进了对未来发展有一定意义的资源的调查评价。最后，研究人员认识到，资源及其利用之间的关系，与人类的价值观念有关，因此他们转而分析资源开发利用中，映象与感应的作用。今天，文献当中上述内容的区别，也许不像本章划分的那样一清二楚，但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将游憩地理学中有关区位描述方面复杂的发展史，理出一个头绪来。

一、设施区位和活动区位

1. 设施区位

对现有设施加以命名和统计，可以为地理学家提供最为有用的资料。我们每个人自从孩提时代起，就有命名与计数的经历，所以在描述上述过程时， 严格将其与通用方法区分开，将是很困难的。一般可从四个步骤来做：

①对要统计的对象加以定义；

②解释统计的方法；

③统计；

④归纳总结其结果。

第一步，定义，对一切事物都是最基本的。一个良好的可使用的定义， 应该避免不可测定与不可观察的特征。游憩活动说到底，可能是一种心理状态，但除非该状态对景观或人类行为产生了可观察的影响，地理学家将对它一筹莫展。我们常常从在设施内举行活动的角度，来定义设施的性质。夏令别墅是季节性使用的寓所。游憩俱乐部是人们进行社会认定的游憩活动的地方。这些活动可以是某一特定社会集团通常公认的一系列“游憩”活动中的一种，也可以更广泛地定义为任何非经济原因所进行的活动。

N.L.惠顿（Whetten）和 V.A.拉波特（Rapport，1934）为使用早期游憩研究中的例子，把游憩发展定义为区位、设施和活动的组合，这些组合有： 私人土地上的狩猎和垂钓；特定球场上的高尔夫球活动；访问夏季营地；在季节性寓所停留过夜等。他们的定义没有包括在城市地区较为常见的某些游憩形式，如到影院看电影，也没有包括某些形式的乡村游憩，如沿公路的野餐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却把一些可能不能算作“真正的”游憩活动的内容包括了进来。他们把在夏季搬进避暑别墅，并在那里继续其日常工作的人， 同租一所夏令别墅，只在那里度一星期假的人，同样看待。

客观的、可使用的定义，总有一些局限性，但却没有办法找到广泛接受的别的定义来替代。只有客观的定义才能对研究的结果加以独立检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很难为“客观”本身下一个好的、可使用的定义。这里， 以及本书其他地方的“客观”，意指对系统的、明确的，通常可从其他事物得到验证的事物的描述。一项研究决不可能完全脱离价值观和主观判断。一方面是不可接受的、十足的偏见和未经检验的主观性，另一方面是无法做到的、完全没有意义的客观性，研究者必须努力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实际上，客观性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不是真实情形。

第二步，解释，即选定测定要素和描述尺度。任何单一测定要素只强调设施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地理学家常常在同一研究中使用好几种要素。惠顿和拉波特曾使用了四个要素。他们用列表方法，逐县表示出各种设施数、每类设施占地总面积、各类设施在各县的面积百分比，以及有关不动产的估计资产。

人均统计方法，也是常见方法。用人口数（或其他某些规模的人口测定） 去除某特征数，得到的结果可表示相对规模或参与水平。区位商值

（locational quotient）是这种方法的一个特殊翻版。J.F.鲁尼（Rooney， 1974）曾提供过一例。为了描述美国各地产生的职业橄榄球队员的分布，鲁尼首先用各州人口去除该州产生的队员数，得到一个人均统计的数字，然后， 他计算出全国的按人均统计的平均数字。用全国平均值去除各州的比率，他

得到了各州的相对产生率的统计。商值为 1.0，说明该州的队员产生率与全国平均值相同，低于或高于 1.0 的产生率，分别说明该州的队员产生率较低或较高。

另外一种已被证明对旅游研究很有价值的比率，是 P.迪佛特（Defert， 1960）提出的旅游函数 Tf。Tf 是一地区接待游客的容量（以该地区旅游床位数 N 表示）和该地区接待这些游客的“主人”的数量（以当地居民人口数 P 表示）之间的比值：

Tf = N×100

P

(1)

该公式曾在科罗拉多（P.T.汤普森 Thompson，1971）、普罗旺斯（普罗旺斯地图集，1976）、部分太平洋岛屿（F.雷乔特 Raj-otte，1977）和新西兰（D. 皮尔斯 Pearce，1979）等地使用过。该函数用来比较具有可比性的各地区旅游的相对重要性，很有价值，但它也确有不足之处。某些世界大城市，比如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尽管它们在各自国家里，旅游收入几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可是与某些旅游胜地城镇，如拉斯韦加斯、巴亚尔塔港、布赖顿等相比较，它们的 Tf 值却相对较小。Tf 值只表明旅游业在区域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而不能表示从全国经济范畴来讲，作为旅游目的地的该地区的重要性。

实际工作中应用到的测定要素的规模，从单个城市到整个国家范围不等。到底采用何种尺度，既要根据研究的目的，也要根据手头可得的资料、以及可作比较用的其他研究的尺度。一般地，包含 10 到 100 个区域的尺度比较有用。区域太少，得出的结论过于笼统，失去其应用意义；而区域太多， 容易产生无法分辨的复杂性。

第三步和第四步，统计和总结，目的在于对描述作出总结。用于描述性研究的资料一般有两个来源：专为一特殊目的而收集的资料（第一手资料） 和其他研究者为其他目的收集的资料（第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不论是通过问卷调查、野外考察或从实验室而得，都是研究者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资料，研究者也不必担心定义和统计的一致性问题。如果有必要，研究者还可以对某特殊情况和观察到的事物加以评价，以保证课题的最终目标。但收集第一手资料，代价很大，费时较多，而且需辅之以行政手段。关于地理抽样调查的有关特殊方法问题，已超出本书范围，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B.J.L.贝里（Berry）和 A.M.贝克（Baker，1968）的文章。J.C.亨迪（Hendee， 1976）等人曾描述过一种未开发地区散布的游憩位址（recreation sites） 的调查评价方法。

第二手资料，比如科研档案资料、地图、统计报表，以及全国性人口调查等，对使用这些资料的人来说，可避免经费和行政等方面的问题。在接受这种有利条件的同时，地理学家还要接受原始资料收集人的调查方法、定义、目的和能力。由于疏忽、曲解或粗心，资料可能忽视了某些潜在的情况。当然，即便这些资料都由研究者自己动手收集，这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假如原来的研究者治学严谨、训练有素、资金也充足，而且资料又与课题相当吻合，使用第二手资料就比较有把握。

实际的查点法（enumeration methods）受研究目的的影响。频率表、频率图是一种传统的方法。这些图表除了可以提供有效的概略说明外，也可与其他研究中的频率图表相比较，以期形成或检验可能的解释。对模式的描述，

如 J.派珀格洛（Piperogl-ou，1966）的“度假地区”，J.P.B.M.乌马（Ouma， 1970）的“东非旅游设施不足的确定”以及 V.泰勒（Taylor，1975）的“游憩行业区”等，可以清晰显示各地区的相对不足或过剩状况。游憩发展地图也可用来确定作为规划区的、具有相对一致性的地区（G.H.莫勒 Moeller 和R.I.比兹利 Beazley，时间不详）。

早先的研究仅描述当时某一点上的单一设施的区位，并不涉及整个设施的布局情况，也不太容易拿来描述模式的变化。这里有一种方法，可用于归纳较长时效的单一统计中的复杂模式，就 是近邻分析法（nearest-neighbour analysis）。

近邻分析最初应用于描述植被的分布（P.J.克拉克 Clark 和 F.C.埃文斯Evans，1955；M.摩里西特 Morisita，1957；E.C.皮洛 Pielo，1959）。若单体植物（或其他要素）的分布是随机的，则近邻统计值 R=1.0，如果出现聚生型或较有规律的分布，则其值分别小于或大于 1.0。P.格里格-史密斯

（Grieg-Smith，1964）曾对近邻分析法在各种情况下的应用作了综述。M.F. 达塞（Dacey，1967），达塞和 T.滕（Tung，1962），以及 D.平得（Pinder， 1979）等人，曾谈到过修正近邻分析法中的有关问题的方法。

在随机分布条件下，R是观察到的各点到最近点的平均距离（ r 0 ），与平均距离的期望值（re ）间的比率：

R = ro

r e

式中

r e =

(1.2)

1

λ=点的密度

E.罗尔夫（Rolfe，1964）用这一方法，检验了他的看法：城市公园的分布模式会随时间变得越来越有规律。规律性的程度，可用公园模式与理想的中心地理论中的六边形模型的接近程度来表示，在理想六边形分布的情况下， R=2.1419。罗尔夫检验了密执安州兰辛市的公园系统的 R 值趋向 2.1419 的假说。他用一点代表一个公园，作出了 1920、1930、1940、1950 和 1960 年的分布图。计算出各年份的 R 值，并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虽然在二次大战之前，公园的分布模式是随机的，但战后却变得明显有规律了。P.E.劳文古德

（Lovinggood）和 L.S.米彻尔（Mitchell，1978）曾用近邻分析方法，比较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的公共和私人游憩设施的分布情况。他们观察到，公共设施的 R 值明显小于 1.0，说明这些设施具有集中布局的趋势； 而私人设施的分布模式则比较复杂，有的高度集中，有的则趋向于均匀分布。

活动区位

对人的统计要比对设施的统计复杂得多，因为人总处在川流不息的流动之中。游客的数量和模式，不光随着天气、一天中的时间、一周中的日期、一年中的季节而变化，还与人群对其自身的感应息息相关。游客的潮涨潮落， 诚难把握，所以人们对找到一种最好的统计游客数量的方法，费尽心机。人们尝试过各种办法，如入口处派人点数，强制的或志愿的登记系统、门票销售记录、光电计数仪、机械计数仪、压力感应计数仪、可见光和红外航摄、在关键地点设立的隐蔽式野外观测统计哨等等，不一而足。G.A.詹姆斯

（James）和 R.K.亨利（Henley，1968），J.K.科德尔（Cordell）、詹姆斯

和 R.F.格里菲思（Griffith，1970），詹姆斯和 H.T.施鲁德（Schreuder， 1972），詹姆斯、H.P.温格尔（Wingle）和 J.D.格里格斯（Griggs，1971）， 詹姆斯和 A.K.昆科特（Quinkert，1972），R.W.伯顿（Burton，1974），D.W. 利默（Lime）和 G.A.劳伦斯（Lorence，1974），以及 R.希德威（Sidaway， 1972）等，都曾撰文讨论过这些方法。

一般地，第一步工作总是选定恰当的统计要素。除个体要素外，还可统计群体及运输工具等要素。N.H.奇克（Cheek)和 R.J.伯奇（Burdge，1974） 曾经讨论过，把参与某项活动的社会群体，作为活动描述的一部分的基本原理。研究者们在游客统计中还采用了其他一些指标。除了简单的总数外，统计内容还可包括：百分比、平均停留时间、不同停留时间的频率、或若干变量的组合，如“游客-夜数”、“光顾时间/英亩”等（J.H.福斯特 Foster， 1964）。可将游客数与当地人口数，或从事某行业的人数，甚至无业人口数相比较，至于采用何种比较要素，要看研究目的而定。

R.C.J.伯顿（Burton，1974）在她的斯塔福德郡（英国）坎诺克·蔡斯市的研究中，为深入了解人口、车辆停放、天气和厕所区位等对游客分布的影响，在地图上计算出每英亩内步行者和小汽车的数量。P.怀特（White， 1978）等人查阅了到安大略省立公园宿营人数的纪录，并将这一数字同宿营地内，游客对粗暴行为和犯罪活动的抱怨的人次进行了对比。他们把一个季节内，宿营者的总数去除以抱怨的人次，计算得到每个公园的所谓“粗暴指数”。只要某公园的粗暴指数超过 0.01，就可以认为该公园存在问题。然后， 再对这些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加以解决。

二、资源评价

1. 算术法

无论研究者是主动研究简单的资源的天然赋存情况，还是研究某地区发展某种形式的游憩的可能性，最简单的资源评价方法就是，首先定义认为重要的资源，然后对这些资源进行统计。我们既可以用简单的点数法，也可以在数学上建立相对复杂的“系统”模型，综合考虑各描述性变量，进行资源评价。

美国户外游憩资源考察委员会所做的海岸游憩资源评价（R.D.坎培尔Campbell 等，1962），是许多简单资源评价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坎培尔在大湖地区沿岸、大西洋沿岸、墨西哥湾沿岸和太平洋沿岸等地区，计算了岸线总长度、岩岸、泥岸和沙岸的长度，规划的公共游憩地区的数量和规模，以及限制使用的地区的数量和范围等数据。然后，按州把这些数据列表、制图。

G.L.基利昂（Killion，1969）提出了一个稍为复杂些的游憩资源评价方法。他研究了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地区，将该区域划分为四个并不严格的地理区：Ⅰ海岸带、Ⅱ河口带、Ⅲ河谷带、Ⅳ内陆带，然后再把每个地带按潜在用途，分为五个“主题”：（a）一般游憩；（b）自然景观欣赏；（c）独特自然区旅游；（d）原始环境区旅游；（e）历史、文化欣赏。每一特定位址

（site），都由一地带码和一主题码共同构成一个描述指数。例如，皇崖（Kings Cliff）是一处海滨胜地，既可以开展一般游憩活动，也有一些特别的自然景色，它的描述指数可表达为Ⅰ/a，b/。

基利昂还用其他指数，描述各地区的旅游价值和旅游容量。他把旅游价值指数定义为，平均接待成本、使用商业性接待设施的旅行团体数、以及投注于游憩活动的地区总消费的比例这三者的乘积。他把旅游容量定义为，当地人口与可供使用的床位数的比率，实际上是迪佛特的旅游函数 Tf 的反函数。

D.O.钱特（Chanter）和 D.F.欧文（Owen，1976）以野生动植物的数量统计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指数式，旨在描述旅游者参观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植物，相应得到的满意程度。自然保护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动植物的多样性（E.达菲 Duf-fey，1974），所以钱特和欧文在一个指数式内，考虑了两个野生生物指标：

θ＝log（βN） (1.3) 式中 N=所见到的动物总数

β=金普森（Simpson）物种多样性指数的余数：

 ^k 

∑n j (n j − 1) 

1 −  j=1 

 N(N − 1) 

 

 

nj=所见到的第 j 物种的个体数k=所见到的物种总数

上述分类与指数颇有用途，但也存在某些不足。地理区、活动主题，或

满意程度等概念的定义，常常并无任何理论基础。怎样区分不同的类别，在文章中也常常是语焉不详，模棱两可。许多区域和资源分类方法业已证明，

基利昂、钱特和欧文等人提出的观点，有其内在价值，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应该能够更广泛地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变化，也应该以检验过的概念为基础。

规划人员和决策人常常希望得到有关资源和区域的无形（非自然的）方面的情况。金融特征，如不动产的价值，就是无形资源的例子。其他的无形变量还包括游客的费用、营业时间、营业机构的名称和类别，以及目前能安排的项目等。为了得到这些材料，很多规划人员花在这方面的时间、脑筋和金钱，不亚于他们花在调查评价自然资源方面的份量。

这方面工作的一个例子，是纽约州综合户外游憩规划的工作（纽约州， 1970）。这一规划的出名，不仅因为它包括了无形变量的材料，还因为它建立了一种估计缺失的自然变量的方法。例如，假若某个地方机构不能提供营地位址数，那么州的规划人员便可利用一个回归方程，估计出这个位址数。根据现有调查资料，得到的营地位址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营地位址数=12.8×[公园总面积（英亩数）+ 0.308]（1.4）

另外，还建立了关于野餐设施、海滨开发、游泳池等的回归估计方程。另一方面，纽约州规划还概括体现了确定游憩资源的其他方法。通过对

全州范围内一平方公里幅系列航片的研究，建立了称之为土地利用与自然资源（Land Use and Natural Resource，LUNAR）的信息提取系统。从该系统可以确定土地利用现状、地质与人文特征、植被等情况，并在计算机内编码储存，然后，可以作出复合各种信息的、显示选定特征的分布的地图来。

像 LUNAR 这样的区域信息系统，比例尺一般都太小，不适合特定位址的研究，但它们可以排除那些显然不具备发展潜力、或那些环境可能较脆弱的地区，从而为研究人员减少了野外工作。

如果研究人员把资源列表制图工作，建立于某种资源分类和资源利用的分类理论基础上，那么资源的列表和制图工作就会更为缜密工致。这类方法并不依靠一种资源变量的一览表，而往往使用几种在系统范畴或生态学范畴上互相关联的一览表。其中《加拿大公园规划（Parks Canada）》提出的天然河流系统便是一例。这一特殊系统由四个部分内容组成：(1)陆上和水中的生物与非生物特征；(2)风景质量；(3)沿河人文状况；(4)未来开展游憩活动的可能性。

第一步也是最为繁冗的一步，是沿可能河流流域，全面掌握生物和非生物特征的情况，评价各位址的风景质量。然后，挑选出符合事先定义的自然区特征的河流，进一步评价其水质和人类影响程度。根据上述描述的结论， 提出一个简要的、有可能作为天然河流游憩区来保护的河流的一览表。关于怎样表述每条河流的“影响地带”的边界问题，成为有关保护问题的争论的焦点。人们在为初步评价目的而进行实地考察时，就考虑到为今后有关边界问题提供更多的资料。这些变量包括，游憩者从河滨能看到多远的景色、听到多远的声音，而他们的视野受河岸和河滨植物高度的影响，听觉则受河流水声的影响。另外，还用地图表示出可能污染源的分布。由于流域范围和私有土地占有情况，既影响到该河流的自然前景，又影响该河流的政治前途， 因此研究人员对此予以特别注意。

有人对天然河流评价中使用的资源描述方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该方法没有同特定的游憩活动联系起来。如果我们的目的仅在于，因为某一资源具有内在的天然质量，而确定该资源应受到保护，则上述指责就无关大局，但如

果资源的质量是根据游憩利用来决定的，那么这一批评就是一语中的了。W.F. 费希尔（Fisher，1962）曾提出过一种联系资源本身和资源利用的描述方法， 后来泰勒（1965）对这一方法又作了改进。

费希尔-泰勒方法主要应用于像宿营这样的集体户外游憩研究。他们确定了五项位址指标，概括作为这些活动的基础的各种资源。这五项指标是：(1) 具有位址引力，(2)一定的植被覆盖率，(3)适合的坡度，(4)足够的规模，(5) 良好的饮用水源。通过实地调查，对上述各项指标的有无优劣进行评价。五项指标俱全的位址为高适点；具有位址引力，但缺乏另一指标的位址，为良好合适点。缺乏两种质量指标的位址，为一般性位址；而缺乏三种或更多指标的位址，为不适于开发的位址。这些确定、评价工作皆由有经验的规划师来完成。该方法稍加修改，即可用于冬季运动区、游客分散型游憩区、或其他类型的游憩区的描述。

对费希尔-泰勒方法的批评，包括指标的定义问题，人们指责该方法不能独立评定各指标之权重。另外，对集体户外游憩活动的含义的定义，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最后，他们的方法必须有实地评价，而这一点对许多区域调查研究来说，并不现实。后来，泰勒认识到，必须对土地容量问题进行广泛的区域研究，这一认识导致他对自己的方法的改进（泰勒和 C.W.汤普森Thom-pson，1966）。改进后的方法，加进了一项内容，即对选择可能位址， 剔除不可能位址，进行了初步分析。这一步之后，工作程序如同前述。这一研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加拿大土地评价”的部分基础，所以它的意义愈为重大。关于“加拿大土地评价”，本章后面还将详细讨论。

还有一些对费希尔-泰勒方法的批评。比如，可以更细致地定义活动内容。当然，这一细致，会给收集资料增加财政开支。由 J.T.科波克（Coppock）、B.达菲尔德（Duffield）和 D.休厄尔（Sewell，1974）等提出的一种方法， 可算是以较适度的成本、增加一定程度的精度的方法。他们的分析，包括三个层次的游憩活动和一个限制性环境因子：一般的陆上游憩活动；水上游憩活动；风景区游憩活动；以及环境脆弱区状况。分析的尺度是区域性的，从而使研究者能够使用航片和地图来工作。

他们的方法首先是将一个地区划分成许多方块，其边长为 2 公里。根据第二手资料，或根据对该地区的资源调查，对每块地区发展各类游憩活动的潜力，或那些限制游憩活动潜力的环境脆弱区状况，作出一系列评价。每一活动群都以特定的活动定义。例如，陆上游憩活动包括：(1)宿营、团队旅行和野餐；(2)骑马旅行；(3)步行和远足旅行；(4)狩猎；(5)攀岩；(6)滑雪。在方块内，能够开展一项活动，就给它打上一分。

将每一活动群的分数相加，并用占可能总分的百分比表示。将这些百分数相加，再乘以 100。加上活动分，减去环境脆弱区的分数。最后总分在 250 分或以上的位址，说明具有良好发展潜力。

“加拿大土地评价”也许是迄今为止已进行过的最为雄心勃勃的资源评价之一。这一课题的目的，是测定和描述加拿大各地区（接壤地区除外）， 在开展游憩活动、保护野生动物、生产木材和为农业服务等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在这里，现有资源特征，而不是人为潜力，构成了游憩分类系统的基础。另外，考虑到目前人们对乡村户外游憩活动的偏好，还对集中性和分散性游憩活动进行了区分。该项工作虽然对滨岸陆地进行了分类，但对水体未作区分。

该项工作确立了七个等级的游憩产生力，从 1 级（很高）到 7 级（很低） 排列。对于较为一般性的土地利用等级，又区分出具有明确特征的亚级。并各用可支持的游憩活动类型表示出来。每一级土地利用最多限于三个亚级。另外，还雇用野外工作人员，收集当地资料，用统一的国家标准和工作指导书，对此资料作出解释，以充实上述系统。最后，将这些成果印制成一系列比例尺为 1∶25 万、显示土地利用等级和土地游憩产生力的分布情况的游憩潜力图。

“加拿大土地评价”，为描述研究，在可以进行研究的课题、和进行这类研究时可能碰到的困难两方面，提供了实例。因为资料不是由一人之手收集而来，这就涉及到野外收集来的资料，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即使我们承认这些资料，具有全国水准上的一致性，我们仍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质疑： 对资料的解释，应以地方价值标准和偏好，而不是以某种全国平均水平为基础。例如，由于加拿大大草原诸省，森林覆盖率较低，因此面积 1000 公顷的林木，会得到很高的游憩评价；但就全国情况来看，森林覆盖率较大，上述一块面积的林区，只能算是平均水平，评价也就不会高。

同样，用来选择游憩活动和评价资源的主要价值标准，也是以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加拿大的主要社会集团的偏好——而定的。当然，我们必须采用某一价值体系，但是，至于选用哪一种价值体系，选用什么样的时间标准来评价价值体系，我们仍应谨慎从事，不可马虎。

上面已经指出，该评价忽略了水体的分类。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要获得大范围水域内，鱼类资源的生物学分布的确实资料，还成问题。最后， 值得指出的是，评价工作过分强调游憩产生力和旅游者停留天数，将它们作为主要测定指标。这样一来，有些原始环境区也许本身是重要的国家级资源， 但其容量却可能较低，甚至连分散性游憩活动亦不能展开，这样，其评价势必不会高。

后表简要概括了土地利用能力的分级系统。

M.查布（Chubb）和 E.H.鲍曼（Bauman，1977）提出的 RIVERS 模型，是评价游憩潜力的另一种方法。RIVERS 实际上是一个对整个流域资源，针对一组事先定义好的 16 种游憩活动所需的资源，进行描述和比较的计算机程序。

第一步，先选出 16 种活动中的一种，并编制一组模型建立前的河流变量表。将这些变量分成八类：基本自然特征、特殊自然特征、水质、堤岸土壤条件、生物特征、邻近地区土地利用、美学特征、可达性。将收集表 1.1“加拿大土地评价”的土地利用分级

仅为游憩活动提供开放空间。

亚级 性 质

1. 提供到水边垂钓、观看钓鱼比塞等机会的土地

2. 能开展家庭海边活动的海岸；在级别较高的地区，包括家庭海水浴；在 4 级， 5 级地区，因水温较低，可以包括干地利用

3. 朝向水边和提供通向水边的道路，具有开展独木舟旅行的特别条件的土地

4. 具有较深沿海水面，适合于游泳和划船的海滨

5. 具备有游憩价值的植被的土地

6. 瀑布或急流

7. 奇特的冰川景色或体验

8. 历史古迹或史前遗迹

1. 提供大众感兴趣的采集项目机会的地区

2. 适合于组织宿营的海滨或高地

3. 除岩石形态以外的有趣的地形特征

亚级 性质

1. 高地地区的汩汩不绝的小型水体或常年溪流N

   适合设立狩猎棚的地区，一般是海滨

1. 有观看高地野生动物机会的土地

2. 展示农业、工业或其他社会要素的文化景观模式的土地

0 展示那些提供或增加一般户外游憩活动和美学欣赏机会的各种地形、或陆地与水体的生态系统

1. 有趣的岩石形态

2. 地形坡度、积雪和气候条件的有机结合、使之能够开展沿山而下的滑雪活动的土地

3. 温泉

4. 面对适于乘游艇或深水区驾船旅行的水体的海岸V

   具有能看到惊人景色的优越条件的地点

1. 为观赏湿地野生动物提供机会的土地

2. 具有游憩产生力的其他特征

3. 具有适合普通家庭划船的水面条件的海滨

4. 展示具有游憩意义的、重要的、永久性的、非城市区的人工建筑

的地区

据“加拿大土地评价”

到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评价资料，以边长为 1 英里（1.6 公里）的面积为单元， 按五分制依次编码，用机器可识别的格式，储存于计算机中。查布和鲍曼编制了一个程序，以选择他们事先设计好的变量，这些变量可能与特定环境里某特定活动有关。变量选出后，程序便会给出反映该变量的特征与重要性的正、负权值。权值的大小和正负，取决于各类活动占总量的百分比。然后， 利用这些得分，可对不同河流进行对比。

查布-鲍曼模型的局限性，在于需要主观地确定各变量的权值，同时还要依赖第二手资料的多少和可信程度。RIVERS 对怎样化解资源利用中可能出现的冲突，也显得束手无策。但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一特殊方法需要连通作者所编制的程序的接口。不过，其他的研究人员可以参考该方法的一般思路， 对他们所感兴趣的活动，将各变量进行权重处理，编制他们自己的分析程序。

V.B.内夫多娃（Nefedova，1974）和一组研究莫斯科州的研究人员，提出一种他们称之为“定性系统分析”的方法，与 RIVERS 模型有逻辑上的相似， 综合考虑“内部”景观特征（地形）和“外部”景观特征（景观与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用这一方法首先编制了本区的三幅地图：一般景观图、土地利用图和不利因素分布图。每一幅地图中的各因素，都分成“积极性”、“限制性”或“补偿性”等几类。积极性因素，是指那些有利于某一活动开展的因素，如对徒步旅行者有吸引力的风景。补偿性因素，是指影响活动质量的因素，例如步行者所经的路线的坡度。限制性因素，包括环境脆弱地区、已开发地区，以及那些有令人不快的情况，如噪音很大、分布有阴湿沼泽等的地区。

对各图的资源进行分类之后，内夫多娃“从事先的经验出发”，确定出资源所能支持的活动。随后，调整各种活动的组合，以响应景观的区划和发

展变化。最后，比较资源组合、评价结果、可能活动的分布、当前和潜在的土地利用的分布等情况，提出未来发展的规划。

对户外游憩和旅游来说，气候当然是最具重要意义的资源。R.B.克劳

（Crowe）、G.A.麦凯（Mekay）和 W.M.贝克（Baker，1977）等人曾在加拿大安大略游憩气候的研究中，对气候与游憩的关系，作了很好的描述研究。他们的目的是，从气候对特定户外活动的影响的角度，对安大略冬夏两季的气候条件，作出标准的、定量的概括。他们所选的活动包括：汽车旅行、随队游憩、陆上运动与狩猎、海滩活动、游泳和水上运动、滑雪、雪上运动等。各个变量按冬、夏两季分别加以评价。季节条件分为下列几种情况：（见下表）

对各变量作出适当定义，然后，作图并归纳表达其时、空模式。另外， 在加拿大西北地区（克劳，1970），以及西欧与地中海地区（R.休迪尔Heurtier，1968），也做过类似的研究。

夏 季 冬 季

气温 白昼长度

湿度（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 气温（绝对气温和相对气温） 降水量 降水量

云量 云量

能见度 能见度

风速 雪、冰覆盖度

水温 季节长度

季节长度

针对天气及其对游憩的影响的研究，S.T.达尼洛娃（Dani-lova，1973） 提出了一种不同方法。她直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天气条件的生理影响方面， 而不是一般的气候类型方面。相对于一个 18—40 岁，从事轻体力劳动的健康常人，达尼洛娃定义了最佳的气候条件。她从气候条件对人的体表温度、排汗量、以及加着于人体热调节系统的负荷的影响的角度，测定天气条件的优劣。她确定了气候和这些变量的关系，并绘制了波罗的海地区的相关变量的分布图，用等值线表示某一时段内，产生最佳游憩条件的天气条件的天数。

其他一些对气候或天气和游憩关系的研究，常常以收罗轶事代替严密论证，例如 J.J.J.皮格兰（Pigram）和 J.E.霍布斯（Hobs，1975）、A.H.佩里

（Perry，1972）等人的文章。由于天气对一个地区的游憩经济可能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天气条件对一个地区的声誉好坏，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必须对此作更多系统的研究。其中尤为重要的问题是，对天气和气候的感应的分析，以及为获得较好的气候和气象信息，所得的相对收益和所付的相对成本的分析。

解析法

更为先进的资源评价方法，包括解析分类法和归纳分类法。解析法就是把某一个地区、或某一组资源，逐级将其划分为亚类的过程；而归纳法则正好相反——逐级把资源组合成更为一般的类型。

当研究人员对某一一般类型已有很好的了解，并希望通过将其总体区分为次级单元，来增加对该类型的进一步了解，解析法就显得非常有用。运用

解析法，需要以某一理论结构或某套法则为基础，以保证某一现象可以多次划分成互相独立的类型。该法则确定了特定层次内和不同层次间的各类型的相关关系，并指出划分至什么程度为止。

解析分类包括形式和结构两个方面。结构是指整个分类体系中不同层次的理论关系，而形式是指实际工作中该分类体系的表达。换句话说，一个解析分类体系，必须具有一个反映其结构的理论基础，还必须有一个针对其所要描述的景观或资源的实际表现手法。

人们常用解析法来描述国家公园中的生物区。加拿大安大略地区的普卡斯克瓦国家公园的生物物理学调查（P.金巴兹夫斯基 Gimbarzevsky、 N.洛波夫卡因 Lopovkhine 和 P.艾迪生 Addison，1978），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工作。根据第二手资料，研究者们把资源分成三类：陆地、植被和水面。每一类再分亚类，并对每一级资源作出简要描述。以地形和气候为基础，首先把陆地作为整个陆地区域的一部分加以分类。普卡斯克瓦位于北美洲詹姆斯湾自然地理区中的阿比蒂比高地。而气候则属东安大略区的蒂玛加米湖湿润区。作者依据前人已做的、与本课题无关的工作为基础，确定出上述地区。以此为基础，划分出四个陆地小区。这些较小的单元，主要是依据各自

独特的地形、地质、植被等情况而定的。将每一陆地小区再分为若干土地系统，接着依相对一致的地形、土壤、排水、地表物质的来源等情况，再把土地系统分为若干土地类型。

国家公园的植被类型从最一般的类型——植物区系分起。植物区系是指在特定的气候区域内，由顶极种构成的复合群丛。植物区系可以分为植被区、群丛和植被型，再根据植被异差①将植被型分为更精细的植被亚型。

水资源的分类最为简单。它们可分为河流和溪流、湖泊和池塘、沿（海） 岸水体等。

另一个运用解析法的例子，是 L.S.菲利普维奇（Fillippo-vich，1979） 关于莫斯科州游憩资源开发的描述。尽管他所分的层次没有普卡斯克瓦公园的多，但他注意到更多的变量。首先，他把莫斯科州分成不同的交通走廊区， 形成一个描述在某一平均夏季日，旅游者在景观内活动区位的模型。然后， 把本州分成游憩性和非游憩性土地利用两类。描述游憩性土地利用的区位时，联系其他类型土地利用的区位、交通走廊区、以及距莫斯科环路的距离等要素，进行讨论。最后，再将该州进一步划分为自然特征带：森林带、湖泊带、丘陵带等等。这些地带也构成了描述旅游者和资源分布的框架。W.尼威厄劳斯基（Niewiarowski，1976）在对波兰的比得哥煦省的游憩与旅游潜力的研究中，也运用了类似方法，不过他的分类更为详细和精确。

S.L.J.史密斯（Smith）和 B.J.A.斯梅尔（Smale，1980）曾为加拿大国家公园系统，提出过一个公园游客和设施的解析分类体系（图 1.1）。在最高层次（A 层次），所有进入国家公园的人被分成：(1)游客；(2)过境者； (3)其他类型进入者，如园内居民及当地商业性交通。然后，再按游客怎样进入公园（B 层次）、从什么地方来（C 层次）、在园内做些什么活动（D 层次）， 以 及 在 什 么 地 方 做 上 述 活 动 （ E 层 次 ） 等 项 ， 将 游

① 植被异差指植物优势层片或指示层片。——译注

图 1.1 解析分类法一例：加拿大国家公园及相关地区游客分类

（据史密斯和史梅尔，1980）

客分成不同的层次。这种五级分类法，可以使研究人员、规划人员或管理人员，摆脱原来的通过逐步分析特定的、与游客有关的事务，来进行决策的窠臼，而使他们能够对特定位址的游憩发展和管理问题，予以更直接的关注。该分类系统能使研究人员、规划人员和管理人员，对整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层次的特殊问题直接加以讨论，因此，它对描述旅游者及有关资源，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归纳法

归纳法要求研究人员对作为最终结论的“总体”描述，需有一定程度理论上的理解，除此之外，运用归纳法的要求，与运用解析法的要求，几乎是一样的。但上述理论解释，在实践中并不容易做到，因此相对来说，已做的归纳法研究寥寥无几。

少数几个研究中，R.S.多尼（Dorney，1976）曾做过游憩规划中城市土地分类研究。该方法从游憩范畴出发，归纳不同内容的地图（比例尺从 1∶ 5000 到 1∶15000），对城市景观作出一般性描述。

根据第二手资料和野外考察，确定出陵地、史前壁画、村址和其他一些与前高加索拓殖时期有关的特征，得到第一幅地图。然后把现有的公园、教堂、图书馆、剧院以及其他现代文化和游憩景观，分别填绘在另外两张图上。其中一幅表明主要文化分布，另一幅表明少数民族集团的分布。这三幅地图复合起来，形成了一幅单一历史-文化土地利用模式图。

对描述非生物资源变化的变量，如河谷、土壤坡度等等，亦加以定义、定位并制图。多尼将其分为五类：大气系统变量、地表下地质变量、地表地质和土壤变量、水文变量，以及噪音水平。这些变量结合起来，构成一幅非生物景观图。

其次，将一系列生物变量，分为水生集团和陆生集团两类。将各变量亦加以定位并制图，每幅图配以各类资源支持游憩活动的产生力、以及各类资源的价值及存在问题的注解。水生生物地图与陆生生物地图一起，构成一幅表明城市生物群落的综合图。

最后，将上述三类地图——历史-文化图、非生物图和生物图——复合， 形成一幅综合模式图，以反映现有游憩特征的区位、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

以及那些有发展障碍的地区。在波兰罗兹省的区域规划中， H.杜班尼维兹

（Dubaniewicz，1976）应用了类似的方法。因为他的工作是区域性的，所以杜氏归纳的内容包括气候变量、从人口中心到旅游地的旅行时间、以及人文资源、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等分布模式。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点是，对描述环境整体不同方面的变量，进行逐级系统综合。综合之后，即可对分布模式进行主观评价，以确定任何我们感兴趣的关系。

与这种类型的归纳方法并行的是另外一种方法，即结合客观的资源评价，将其作为归纳的一个部分。A.G.伊萨钦科（Isac-henko，1973）对苏联列宁格勒周围地区的游憩潜力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例。他首先作出综合反映目前土地利用、植被和景观区（由地貌形态、土壤和水文类型组合而成的景观单位）等情况的地图。然后，分析这幅初步评价图，把各种自然特征复合到相对一致的“游憩潜力”区中去。伊氏强调指出，这并不是对描述性变量简单的算术加权——比如查布和鲍曼曾做过的那样——而是一项包括所有相关变量的复杂分析。遗憾的是，他对实际中怎样进行所谓的“复杂分析”， 未作进一步解释。

伊氏得到作为初步分析结果的“评价图”后，他以目前趋势保持不变的假定为基础，绘制出一幅显示土地利用和景观特征的可能模式的“预测图”。上述假定是分析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也是最薄弱的一环。他认为，从未有人完成过能应用到他的归纳方法中去的景观预测工作，在缺乏这些地图的情况下，他假定目前趋势保持不变。最后，在考虑到有关土地管理机构的目标与政策的前提下，将评价图同预测图相比较，得到显示未来发展区和保护区的“建议图”。

三、区域与资源的映象

映象描述可分为原象描述（naive description）、偏好描述和评价描述三种形式。原象描述只需报告游憩者所感应的映象的事实，并不需要对他们的好恶加以讨论。而偏好描述既要反映游憩者的映象，也要反映游憩者的好恶。最后，评价描述以一中间标准为指标，比较对某一资源的评价。

原象描述

在旅游研究中，常常运用到对资源映象和区域映象的原象描述，其目的就是确定潜在旅游者对度假区的感应特征。据此，营销专家就可以建立较好的旅游区映象，或改善不好的映象。就此目的，映象研究最后常导致偏好预测模型的产生，但这是对实际映象描述之后的事。这里我们只讲描述性工作的进行。

映象研究中的典型工作，是 D.R.斯科特（Scott）、C.O.谢尤（Schewe） 和 D.G.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78）等所做的美国新英格兰州的汽车旅行者的映象分析。他们向在信息中心停留的旅游者，询问有关他们对新英格兰的感应的问题，这些问题侧重反映了该州的主要景色、公路条件、历史、文化、水质、气候、住宿，以及居民的友善程度等。对各特征的比分，在州际间进行比较，以确定某州与其邻州不同的映象。J.D.亨特（Hunt，1974） 在西部诸州、J.N.古德里奇（Goodrich，1978）在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夏威夷和一些加勒比海岛屿，也做过类似的映象研究。

其他地理学家也曾指出，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不管是短期的（如度假）， 还是长期的（如聚落演变），往往不是受真实情形的影响，而是受映象的影响。这类研究包括 J.扎林（Zaring，1977）对浪漫主义时期威尔士文学记述的研究；B.W.布洛伊特（Blouet）和 M.P.劳森（Lawson，1975）所做的铁路推动美国大平原的发展的研究；以及 P.古尔德（Gould）和 R.怀特（White， 1974）对坦桑尼亚官员的区位决策的讨论。当然，所有这些研究都指出，在真实世界与映象世界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R.A.布里顿（Britton，1979） 曾对这一差异现象在旅游中的影响作过阐述，本书第八章也要对此加以叙述。

偏好描述

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早期，偏好描述，亦称美学测定研究，形成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研究开始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有必要从人们的偏好出发，客观地描述景观变化对风景的影响。基于这样的宗旨， 许多这类研究都以建立预测特定变化的影响的模型为结果。不过，正如前述， 我们的目的还是只对这一研究的有关描述方法作一概述。

评价景观美学价值的基本方法是，就某特定的风景，给定一定的分数， 以代表它对某特定的集团或社群所具有的相对美感。其中一项最有影响的研究，是 K.D.法因斯（Fines，1968）对东萨塞克斯县的景观的分析。法因斯把一系列景观照片发给一组对设计工作内行的人，要求他们把这些照片与一张指定的、与上述照片无关的、其评价值定为 1.0 的参考照片加以对比，标定每一幅照片的分数值。他给了被试人一个几何尺度的参考分数表：

16.0－32.0 叹为观止

8.0—15.9 景致卓出

4.0—7.9 别具一格

2.0—3.9 风景宜人

1.0—1.9 平凡无奇

0.0—0.9 无足轻重

大多数景观的分数，都不高于“别具一格”。英国最有名的风景，如从科鲁什克湖（Loch Coruisk）看对岸的库林山的景色，分数达 18 分。从喜马拉雅山麓观看其峰峦景色，可达 24 分。当被试人对照片已稔熟于心后，就可请他们运用这些照片以及已交给他们的较为一致的分数值，作为衡量尺度， 对东萨塞克斯县周围的景观进行实地观察和评分。被试者走遍全县每一个角落，从各个视点对尽可能多的景色作出评价，并把他们的打分填在地图上。把许多张地图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一幅东萨塞克斯的风景评价图，用它来规划在何处建立输电线路、在何处延伸景区道路。

有些研究人员，尤其是 D.L.林顿（Linton，1968），对法因斯的方法提出了若干批评。林顿对法因斯所采用的术语，以及使用的几何递变标度，都颇有微词。更中肯的意见是，法因斯的方法既费钱又耗时。法因斯研究的一块 2000 平方公里的地区，陆续花了四年时间，就算工作时间可以压缩，也要五个月。五个月的课题照道理还可以，但如果用这样的方法，对更大的区域进行研究，所需时间将成倍增加。而且，要维持成年累月的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在野外工作所需的经费，也是难于做到的。

为避免这些困难，研究人员可以将构成风景美的各景观要素填绘在地图上，然后在室内对之进行评价。林顿认为，这样的因素有两个，即土地利用和地形。当确定了一定的标准后，就可从第二手资料，绘制不同比例尺的土地利用图和地形图。如果对各类地形和土地利用加以评分，研究人员就可得到某个综合体现景观美的复合分数。林顿在苏格兰地区使用了后表评分体系。

林顿的方法也存在某些不足。景观美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其各个部分的总和。因此，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评分加起来的合成方法，在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尽管林顿的方法中加入了客观性测定，即每个人对同一地形所打的分数都是一致的，但该评分体系的基础，仍是臆断的；他还把所有城市景观皆定为无景观美区，对这一点恐怕大多数城市地理学家都要群起而攻之。

另外一些批评，包括对第二手资料，尤其是对航片内容的错误解释存在的可能性。林顿没有就他的方法可用于何种规模，也没有在什么样的距离内对某种地形的影响加以评价，作出充分解释。例如，山地的审美影响，一般都可达到 20 公里以上，但无林农用地的审美影响，却只有数百米左右。最后，

林顿的方法强调永久性的自然特征，对那些相对来说易受人为影响和控制的特征则不太重视。他对道路、林木伐净地和堤坝等的影响，未加考虑和测定。尽管有上述这些不足，林顿的方法就已有工作看，仍可得到相对连续和有效的结论（A.W.吉尔格 Gilg，1974，1976）。

在北美洲，景观偏好的研究时常与 E.L.谢弗（Shafer）这个人有关。谢弗（1969，1970）曾用对景观照片的偏好来估测对实际景观的偏好。在他 1970

年进行的犹他州的研究中，反映了他的基本方法。他发给 50 名被试人每人两套各七幅的照片。每一套照片，都按最偏好的(1)级到最不偏好的(7)级排列。将每个被试人给某指定照片的评分加起来，得到一个总分，它变化于 50—350 之间，并用它作为多元回归模型中的一个相关变量。该模型可用来预测不同被试组的偏好，而他们的偏好则代表了不同类型旅游者的偏好。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还分别使用黑白照片、彩色照片和彩色幻灯片，用同样的方法作了研究。这些方法都碰到两个彼此相关、令人头疼的问题：首先是从一幅照片难于对真实景观作出准确判断，第二是由于照片的构图和质量可能引起的偏向。谢弗的预测模型也有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他对用来测定照片的各种独立变量的选择，缺乏任何理论依据；采用线性可加性模型，模拟复杂的美学评价；运用的独立变量，实际上并不独立等。实际上，他选用的若干指标， 不过是同一变量的不同形式。这一做法会引起多重共线性的严重问题，在对模型的解释能力进行测定时，产生虚假的良好结论。A.J.维尔（Veal，1974） 和 G.H.埃尔斯纳（Elsner，1976）曾对另外一些偏好研究，作过很好的总结和评论。

映象评价方法

由 L.B.利奥波得（Leopold，1969）提出的评价方法，是最有名的映象评价方法。他提出了河谷独特性指数的概念。对他来说，独特性是一个相对概念，他认为，河流的独特性能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除此之外，独特性并无特殊意义。社会对河流的关注，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换句话说，山青水秀的河流，与臭气熏天的河流，都会引起社会的特别关注，使社会关心它们的保护或整治。

利氏在调查评价各河流的自然、生物、水质和人类利用等方面计 46 个变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评价方法。每一变量按五分制评分。某河流的某一特定变量评分值的大小，取决于拥有相同质量的其他河流的数量。例如，河流宽度可分为下列几个等级：

等级 宽度（英尺） 1 0 — 2 （ 0 — 0.6 米）

2 3 — 10 （ 0.7 — 3.0 米）

3 11 — 30 （ 3.1 — 10 米）

4 31 — 100 （ 10.1 — 33 米）

5 100 以上（ 33 米以上）

每一河流的宽度的独特性比值，以及其他变量的独特性比值，都等于 1

除以属于某一类河流的数量。就是说，如果十条河流中，只有一条宽度在 100 英尺（33 米）以上，本变量的独特性值就是 1∶1＝1.0；如果有五条河流宽度在 11—30 英尺（3.1—10 米）之间，其独特性值即为 1∶5＝0.2。这里，

河流的实际宽度并不重要，而宽度大致相同的河流的数量，才是重要的。将46 个变量的独特性值相加，就可得到一个总独特性值。该值越高，河流的独特性越强。

利氏一改纯粹的描述方法，在描述的同时还运用数字来说明问题，像他这样做的人并不多，这就是他的方法既受到注意、又受到责难的部分原因。大多数的非难，来自解释独特性值所遇到的困难。另外一些批评，则是针对在综合某些指数值的过程中所碰到的困难。对此，L.哈米尔（Hamill，1974， 1975）曾撰文作过综述。尽管有这些不足，利氏的方法对希望对河流景观作出尽量客观（中间标准的）评价的研究人员来说，仍是有吸引力的。他的调查评价表也被广泛应用（如 J.A. 迪林格 Dearinger 和 G.M.伍尔瓦因Woolwine，1971； J.费伯斯 Fabos， 1971）。

R.B.利顿（Litton，1968， 1973）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景观映象评价方法。他并不是对景观的美学价值作定量评价，而针对系统地观察景观，提出了工作指南。因此，实际上他的方法与其说是对景观的描述，不如说是对景观描述的描述。

利顿方法的中心，是一系列的景观控制点——一个由长期观察点组成的网络，为评价假设的景观变化，提供基本资料。这些观察位址分布在公路和小径沿线，作为风景质量的样本点。尤其应注意，在停车场、路端、弯道、游人集中点，以及其他人群集聚的地方，布设这样的观察点。利顿还指出， 对各种引人注目的综合景观类型，更应加以密切监测。

观察点建立以后，将可视景观在图上标示出来，以显示其目前状况，绘图时可以通过野外观测，或从地形图获取资料，形成一系列沿不同风景线的点段，也可选用某种计算机点绘程序来实现。通过这些地图及地图上的点段， 可以确定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地区，也可确定对利用改造比较敏感的地区。另外，我们还可借鉴艺术家们的方法，以模拟各种形式的变化，为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信息。

四、本章小结

区位的描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1)设施与活动的区位；(2)资源评价与区位；(3)区域与资源的映象。三个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统计问题。统计工作包括四个步骤，首先，必须用准确的、可操作的术语，对所需统计的事实或对象加以定义。其后，选择统计的方法和要素，至于选择何种方法和要素，要根据研究的目的和资料占有情况来决定。完成这些前期工作后，就可着手进行实际的统计工作了。最后，归纳统计结果，列成表格或绘成地图。

过去所完成的工作，很多是对各种定义和统计要素的适用性的探讨。资料收集方法，尤其是游客统计方法，也是被集中研究的问题。为改进现有的方法，提出并检验新的方法，还需做更多的工作。

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对游憩发展和有关活动进行统计，具有一定的难度， 但有关这方面工作的理论，相对而言，并不复杂。而另一方面，有关描述资源的理论，就显得既冗繁又复杂了。本章对其中的主要观点作了简述，读者还可从本章后面所列的“补充读物”中找到更详尽的材料。尤其是 F.G.克雷格海德（Craighead）和 J.克雷格海德，W.P.麦康内尔（MacConnell）、G.P. 斯托尔（Stoll）和 C.E.奥尔森（Olson）等人的文章值得一读。

资源描述运用到三种方法，算术法包括多种资源要素的统计、评价和综合的方法。解析法首先从整个资源系统或环境出发，逐级划分各类型，以显示其间重要的关系。归纳法则首先对资源系统或环境中的基本要素进行定义，然后将它们综合起来，得到一个复杂的、描述性的“整体”。上述两种方法，既需要关于其结构的理论基础，又需要找出与其所要描述的现实间的经验关系，因此，解析法与归纳法对未来的资源分类而言，是最为行之有效、同时又是议论纷纷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中最重要的进展，将是那些导致新颖别致、异想天开的系统方法的理论的发展。

映象的描述研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某区域（资源）人们具有什么样的映象？”。这里的目的，仅仅是确定映象的存在与性质。第二个问题是，映象具有多大的价值？它是令人愉快的呢，还是令人生厌？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的研究，常带有这样的一种动机，即描述并预测风景区中景观变化的影响。第三个问题是，某特定资源具有什么样的质量？ 但讨论时应力求用客观的（中间的）方法，或者采用其他能避免人们的价值观的主观影响的方法，反映资源的“独特性”。

本章所阐述的描述方法，是游憩地理学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当然，我们不可能将涉及到的各种方法，都作详细的介绍。如果读者对此有更多的兴趣，可以去参看原始材料。

本章对各种研究方法的分类，未臻完善，尚待讨论。开发与资源之间、资源与利用之间、利用与映象之间，以及映象与资源之间的区别，还有待于大方之家，斟酌琢磨。就连描述本身和描述的运用之间，也有明显不同，而这一点常常是含糊不清的。我们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提醒读者要认识到，尽管描述研究是我们工作中最基本的部分，它仍是五花八门、争论不休的，而且也需借助其他类型的研究加以深化。没有描述研究，就不能进行阐释、预测和评价研究；而描述研究开始之后，就必须把它进一步扩展到以下各章将要讨论的诸领域中去。

补充读物

Bell ， M. （ 1977 ） ‘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econd homes’， Journal ofLeisure Research， 9， 225-32

Bonapace， R.（1968）‘Il turismo nella nere in Italia e i suoi aspetti geo-grafici’， Revista Geografica Italiana，75，157－86 and 322－59Coppock，J.T.（ed.）（1977）Second Homes：Blessing or Curse?，Perga-mon Press， London

Cosgrove， I.and Jackson， R.（1972）The Geography of Recreation andLeisure， Hutchinson， London

Craighead ， F.G.and Craighead ， J. （ 1962 ） ‘ River systems ： recreationalclassification ， inventory ， and evaluation ’， Naturalist，8， 2－19

Lavery， P.（1971）‘Resorts and recreation’，in Lavery， P.（ed.） Recre-ational Geography， Ch. 8，167－96， David and Charles， London

MacConnell W.P.and Stoll，G.P.（1969）‘Evaluating recreation resourcesof the Connecticut River’， 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35， 666－77

Mercer，D.C.（1972）‘Beach usage in the Melbourne Region’， The Aus-tralian Geographer， 12， 123－39

Meriaudeau， R.（1963）‘Les stations de sport d ′hiver en Suisse， en Autr-iche et en Allemagne Méridionale ’ Revue de Géographie Alpine， 51，675－718

Olson ， C.E. （ 1969 ） ‘ Inventory of recreation sites ＇， PhotogrammetricEngineering，35，561－68

Pigram，J.J.J.（1977）‘Beach resort morphology’， Habitat Internati-onal， 2， 525-41

Preau，P.（1968）‘Essai d’une typologie de stations de sports d’hiverdans les Alpes du Nord’， Revue de Géographie Alpine， 56，127－40

Pryce，R.（1967）‘The location and growth of holiday caravan camps inWales ， 1956 — 65 ’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42，127－52

Ragatz， R.L.（1970）‘Vacation housing： a missing component in urbanand regional theory’，Land Economics，46，118-26

Robinson，G.W.S.（1972）‘The recreational geography of South Asia’，Geographical Review，62，561－72

Sentfleben，W.（1973）‘Some aspects of the Indian hill station：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geography of tourist traffic ’， Philippines Geogra-phical Journal，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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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sfield，C.A.（1969）‘Recreational land use patterns within

an Amer-ican seaside resort’，Revue de Tourisme，24，128－36 Wolfe， R.I.（1951）‘ Summer cottagers in Ontario’， Economic

Geography，27， 10－32

Wolfe ， R.I. （ 1978 ） ‘ Vacation homes as social indicators ： observationsfrom Canadian census data’，Leisure sciences，1，327

—44

第二章 旅行的描述研究

对旅行的描述研究，有三个基本概念：节点（通常为客源地-目的地的一对概念）、联结节点的路径、以及沿路径移动的旅行方式。节点不仅意味着某些资源或人口的区位，还表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节点产生了移动，并成为旅行研究的基本空间要素。路径是节点间有规律的旅行类型的发展结果，通常以一种或两种旅行方式为其主要特征。陆上旅行路径一般主要是指为行驶小汽车与公共汽车而铺设的公路。其他路径包括客运铁路、飞机航线以及客轮航道。

C.S.范多伦（Vou Doren）提出了另一种旅行描述的方法，认为移动是所有游憩性旅行研究的基本概念（1975）。以范多伦的观点，移动的结果产生了路径网络，网络各环节的相互作用产生了节点。这一方法（由范多伦从 1966 年 P.哈吉特 Haggett 提出的方法发展而来）导致一个重要问题：在没有节点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移动会发生？在本章我们提出：因为节点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现实的或潜在的相互作用的地点，它们提供了移动发生的起因。游憩性旅行的研究，就应该以对这些区位的描述为基础。两种方法的差异，即节点为先或移动为先的不同，不应过分强调。其分歧主要是因观察角度与各人解释的不同，二者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

一、节点

1. 客源地

节点包括客源地与目的地两种。虽然数量上客源地占可供研究机会的一半，对它所做的研究却是很少的。最常见的一类客源地研究，是对某一客源地的居民的已发生和倾向于发生的旅行方式的描述。例如，加拿大国家旅游局每年在旅游季节将临之前，都出版加拿大人度假旅行的年度报告，以及未来加拿大人度假旅行趋势的年度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包括，按一定的客源地（往往是一个省）、或按一定的社会经济特征群（这些人群曾旅行过或有旅行倾向）统计的某类人的数量；所采用的交通方式；目的地；是否利用了某旅行机构的服务，等等。许多国家都把全国的度假旅行情况作为一项专门报告，或常规交通统计的一部分进行公布。国际旅行的统计，主要来源于每年由世界旅行组织出版的《世界旅行统计》。

旅行方式描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旅行和旅行者的定义。大多数地理学家都依靠第二手资料来研究旅行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弄清这些资料的定义，以及这些资料与其他可能用到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美国《交通统计》的定义认为，旅行者从客源地到目的地的距离达 100 英里（161 公里）以上才是旅行。另一方面，加拿大度假方式报告仅考虑那些离家一夜以上的游客的情况。美、加两国有许多旅行活动对两种标准都适合，但这两种定义并不相同。

旅行者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对国际旅行者所下的定义中，各国不同的说法包括下面几种。另外还要注意到，有些国家对“旅游者（tourist）”和“访问者（visitor）”也加以区别。

1. 旅游者

任何停留时间在 12 个月以内的非定居者（澳大利亚）。

任何持有旅游者签证，而不是移民、临时居住者或过境的空中旅客的非定居者。旅游者停留时间可以超过 12 个月（以色列）。

任何为游憩、健康、无报酬的体育或艺术活动的目的而访问本国的非定居者，其停留时间在 6 个月以内（墨西哥）。

任何为商务或娱乐、研究、过境等目的而来访的非定居者。对加拿大的来访者只统计那些停留时间超过 24 小时以上的人（美国）。

1. 访问者

任何以各种原因抵达国内的非定居者，包括通勤人员和季节性劳工。外交人员和军队除外（加拿大）。

除定居国外的本国公民和管制区的居民外的任何旅行者或客轮访问者

（以色列）。

任何以各种目的抵达国内的非定居者，包括外交使节和武装力量人员（牙买加）。

任何停留时间至少达 6 个月的非定居者（墨西哥）。上述各国还有另外一些有关国内旅游者的定义。

用来分析由客源地出发的旅行方式的要素有许许多多，不过在研究报告中经常使用的要素不外乎那么几个。当然，基本的统计方法就是曾经旅行过的人数。这一指标可以用单个旅游者数表示，亦可用旅行团体数表示。人数统计可以将各地诸类型的所有旅行统括在内，也可以按目的地、旅行的动机

等分开来进行统计。旅行统计通常按一定的时段提出报告：日统计、周统计、月统计、季统计和年统计。其他经常碰到的旅行统计包括：

社会-经济特征旅行方式

旅行的距离 旅行中的消费旅行团的人数旅行时间

旅行中使用的接待设施停留点数量与类型

所经的路径

旅行的偏好方向有时是一个有用的变量。这种偏好，或方向性倾向，由各种原因所造成，这些原因包括自然的或边界的限制、富有魅力的目的地的分布、现有交通网络的类型、各节点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以及其他原因。R.I.沃尔夫（Wolfe）研究了多伦多居民到安大略别墅区去旅行的方向性倾向，认为该倾向受与别墅主人长住地有关的多伦多市中心商业区的区位的影响（1966）。别墅主人愿意在多伦多市区他们常住地的那一侧拥有度假地， 这样他们就可省却穿越闹市的麻烦（图 2.1）。这种倾向的强度可用方向性倾向指数来表示：

10⁵ (C )

D = ij

(2.1)

∑Ci ∑ Ci

式中 D=某客源地在一定方向具有的旅行倾向指数。Ci=客源地 i 所有的别墅主数量：

Cj=方向 j 所指的目的地内的别墅主数量。

i，j=客源地和目的地地区。i 代表多伦多大都市区六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j 代表多伦多的北部、东部和西部别墅区。

目的地

1. 距离衰减曲线

目的地描述中有许多变量与客源地描述中所使用的变量相一致，如到达的人数、社会经济状况、停留时间、花费、到达的次数和季节、旅行的路线， 进入的地点（对国际旅行而言）等。

在特定目的地的研究中，运用最广泛的变量就是到达的访问者所旅行过的距离。这一方面可用距离衰减曲线的形式来表达（图 2.2）。它是用旅行人数随旅行距离的变化来表示的。

曲线的斜率说明目的地引力的大小。曲线越平缓，目的地在一定距离内对游客的引力越大。曲线下的面积与一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的旅行人数成正比。

不同设施对人们的吸引力也不同，通过比较距离衰减曲线能够反映出这一点。图 2.3 显示了一组城市内部游憩性旅行中可能出现的假想距离衰减曲线。图中相对陡峻的曲线指的是到快餐点用餐的情况，它说明人们不愿像去一家高级饭店去就餐，或像去职业体育场馆观看一场比赛那样，而跑很远的路去吃一次快餐。这些曲线的不同，可能是由于人们为不同类型的体验而旅行的愿望不同，或者是由于人们不同的旅行需求所造成的。换句话说，曲线较陡说明人们不大愿意远距离跋涉，或者说这一类设施对绝大多数顾客而言，是很近便的。

B.伦特奈克（Lentnek）、范多伦和 J.R.特雷尔（Trail）在研究俄亥俄

（美国）的划船者时运用了类似方法（1969）。不过，他们不是对目的地进行比较，而是对不同类型的划船者的旅行愿望进行比较。他们发现，划船的人们当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驾船航行者和滑水者对旅行显得毫不心动，而游船上的游客和垂钓者则对旅行不太抵触。

J.H.C.罗斯（Ross，1973）提出了一种对距离衰减曲线的富有想象力的运用。注意到同一地区相同类型的不同设施，常常表现出不同的距离衰减曲线，罗斯推测说，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各设施的吸引力不同。为将这一想法付诸实际，他定义了一个互相竞争的设施的引力指数公式：

Ajk=Tjk/（Tjk+Tkj） (2.2)

式中 Ajk=实际被访问的点（j）对所有其他点（k）的相对引力。Tjk=旅行者选择 j 而不选择 k 的次数。

Tkj=旅行者选择 k 而不选择 j 的次数。

上面的公式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所研究的区域具有几个人口差异很大的中心，就有可能产生对其中一个或几个目的地的引力的错误估计。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该引力指数没有考虑从所有客源地到任一指定目的地的旅行总数。为改正这一不足，G.O.尤因（Ewing）和 T.科尔卡（Kulka）在公式中加进了一个加权成分（1979）：

Tjk / N jk

Aik =

jk jk kj kj

(2.3)

这里 Njk 和 Nkj＞0

式中 Njk=到 j 处比到 k 处远的旅行者数。Nkj=到 k 处比到 j 处远的旅行者数。

其他变量含义如前式。

距离衰减指数并不一定只能选择旅行人数作为坐标系中的纵轴，另一项常用的指标是人均旅行比率。如果我们收集的是某一目的地周围同心带的资料，这一度量可以较好地纠正下述情况，即距离越远的带，拥有的人口就越多，这种情况会导致过高估计这些较远地区的居民的旅行愿望。

菲利普维奇用“人/平方公里”的概念，分析了莫斯科周围旅行者的分布

（1979）。这种情形下，距离衰减曲线是针对客源地的。用旅行者密度的理由，是为了调整距中心节点较远的较大地带的偏离影响。

与绝大多数的距离衰减曲线不同，菲利普维奇的曲线类似一种麦克斯韦尔-鲍尔兹曼分布：从当地最低值很快上升至最大值， 然后逐渐下降（图2.4）。在 S.L.J.史密斯在达拉斯地区（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居民到城市游憩中心去的旅行研究中，发现了类似模型（1981）。G.沃尔（Wall）和 T.格里尔（Greer）在安大略地区（加拿大）的日常设施、别墅、宿营地和疗养胜地中也观察到这种分布模型（1980）。上述结论告诉我们，随着人们离开客源地的距离增加，中心地的供给也增加；同时，旅行距离增大，旅行的费用也随之增大。这两种情况互相作用的结果，产生了上述类型的分布曲线。

1. 涌涨

从游憩性旅行角度而言，涌涨是指在短时期内到达某目的地人数的集中化现象。描述随时间而变化的抵达人数的方法有好几种。D.J.斯泰恩斯

（Stynes，1978）曾总结了 H.N.范拉尔（Van Lier，1973）、J.G.比曼（Beaman） 和史密斯（1976）等人的工作，对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作了综述。

测定旅游者短期集中现象的最简便方法是，求得某一给定时段内到达的人数与某一较长时段内到达的人数的比率。例如，其运动场地在一年内使用的集中情况，可通过计算各季使用的人数占全年总人数的比来分析。

假设旅行水平已经确定，旅游曲线开始并结束于当地最低点，在曲线中

部某处达最高点，比如从午夜至次日午夜所作的日使用曲线，或从一月至十二月所作的年使用曲线（在北半球），最终的曲线可以看作一条概率曲线， 由此可描述不同时间的期望到达率（图 2.5a）。在此前提下，即可计算曲线的峰态，即分布曲线的峭度的统计学描述。因为这一测定方法可以同时对许多时段进行比较，因此它比前述的比率更为有效。峭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ⁿ (x − x)⁴

K = ∑ i

(2.4)

式中 K=峭度

i= 1

n(δ ⁴ )

xi=时间 i 点上的旅游人数x=所有 xi 的平均数

δ=xi 的标准偏差n=时段数

K 值为 3.0 时，表示一种正态分布（常峰态的）。K 值小于 3.0 或大于

1. 时，则分别表示曲线相对平缓（低峰态的）和相对陡峭（尖锋态的）。峰态愈陡，某一时间内旅游者的集中程度越高。

当选定的时段属于能形成相对平滑的曲线的尺度时，峭度的计算显得更有意义。过细的尺度会产生非常锋锐的使用曲线。例如，图 2.5b 标出了加拿大一个典型的省级公园的宿营地使用人数。一系列的尖峰表明周末的涌涨情况。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不用每日统计，而是用每周的数字来作图，可消除上述的尖峭峰型

比曼和史密斯讨论了将这些尖峭的使用曲线模型化的其他方面的情况， 发掘了运用年变化曲线的潜力。其中一个重要应用是，以若干年内的日变化为基础，作出年变化曲线，从该曲线出发，对全年各时期的期望利用水平作出估计。换句话说，在一定范围内，描述模型可以用作预测模型。而且，在缺失资料的情况下，这些曲线还可用来估算可能的使用水平。最后，那些偏离平均年使用曲线的情况，可以反映出天气、旅行计划的改变、推销活动或其他设施管理方面的变化等带来的影响。

描述旅行活动的年分布情况的另一种方法是饱和曲线。把一年内的日使

用情况从最高使用日到最低使用日排列，然后就可作出时间上的单调递减的变化曲线。不同点的曲线斜率表明某时段内旅游者的集中趋势。曲线上端相对陡峻（图 2.6a），是因为许多来访者短时期内的涌涨造成的，而绝大部分时间则很少有人来访。另一种情况是，相当平缓的曲线反映了使用分布情况相对均衡（图 2.6b）。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曲线本身并不反映某一目的地节点的容量。不过它们可以用来指导有关容量的企求水平的决

策（范拉尔，1973）。

为测定饱和曲线的斜率，需要注意几个问题。因为斜率是沿着曲线变化的，斜率的测定一定要在特定的点上或必须是平均状况下进行。但是，因为斜率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平均斜率，如由最小平方估计求得的平均斜率，会失去有意义的信息。曲线上最有意义的部分是上端，因此，必须有一个能应用于这部分曲线上的若干点中的任何一点的斜率计算方法。斯泰恩斯提出如下公式：

式中 Mn=峰值指数

M_n =

u1 − un

(n − 1)u1

(2.5)

u1=最高使用日的一天到达人数un=第 n 位使用日的一天到达人数

n=第 n 使用日（1 为最高使用的一天）这样，就可以计算出曲线上若干不同点中的任何一处的峰值指数。一般地说，Mn 的值越高，那点时间上的使用高峰越大。

二、路径

1. 旅行的乐趣

节点之间的移动，往往随之以或产生出有规律的、显著的旅行通道。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供数量众多的小汽车、卡车、公共汽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行驶的公路网。路径还包括不起眼的乡野小径，以及不可见的、但却非常重要的海上和空中航线。

路径常仅被看成联结节点的一种手段，被看作帮助旅行者到其目前居住地之外某处去享受游憩之乐趣的一种工具。然而，许多旅行者发现，旅行能为人带来乐趣。这一点从 G.乔塞尔（Chaucer）的《坎特伯雷城的故事》到J.斯坦贝克（Steinbeck）的《同查利一同旅行》等著作中，都可得到证实。有的地理学家也曾认为，旅行本身具有内在的收获，但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仍把旅行视为一种付出，或者是必需的磨难。地理学界对旅行的乐趣的认识， 往往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例如 R.J.柯尔内特（Colenutt，1969）曾发现，在英国德安森林区，从客源地到目的地的驾车旅行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不合理地”选择了成本并不最低的行驶路线。他解释说，这主要是由旅行的乐趣所引起的，是一种与到达目的地的愉快感不同的体验。两个都叫史密斯的人，运用较少经验的而更为浪漫的方法，描绘了回程路线是如何使地理学家、漫游者和其他旅游志作家流连忘返（1979）。

规划人员和地理学家，如 P.刘易斯（Lewis，1967）、D.G.斯图尔特

（Stuart，1968）、D.M. 布朗切尔（Brancher， 1968）和 J.A.帕特摩尔

（Patmore，1971），曾为县级公路、公园道路和风景车道提出过规划和政策咨议书。一些政府机构从学术研究或人类行为得到启示，对车行道和公园道路设置保护性路标。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的蓝岭之路和威尔士的埃布森林区的昆卡恩风景林之路，就是很多例子中的两个。其他设立保护性设施的路线包括运河，如加拿大安大略历史悠久的特伦特-塞文运河和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等的天然河流系统。

旅行的测定

虽然旅行作为一种活动有其吸引力，但交通容量、交通类型和旅行成本等相关问题在地理文献中仍占主导地位。研究容量、分布和成本等的基础资料，常常来自对途中或抵达地的旅行者的区域调查。许多调查方法的例子， 可以在旅行文献中见到，也可以在交通工程文献中得到，如 L.J.皮格纳特洛

（Pignataro，1973）的文章。

旅行测定包括两方面互不关联的工作：即对交通容量的测定和对旅行者本身的测定。空中旅客和轮船乘客数量可较方便地从机船票销售量，或在旅客出口处统计得到大概的数据。国际旅行人数，可以从海关机构或其他设在边境出入点的官方机构那里观察到。如果对不经过边境旅行的车辆进行统计，尤其是汽车旅行，就稍显困难了。最常见的例子是用机械或电子监测设备进行统计。

监测仪器有便携式和永久性设施两种。常见的有：电控测数仪，它里面的监测器是由一个充电金属板和一个弹性钢片组成，当行驰中的车辆通过时，弹性钢片和金属板便形成一个封闭回路，依此计数。电照仪是分别位于交通要道两侧的一组光源和一组感光元件组成的测数仪，任何物体通过这组光源和感光元件之间，都会将光束阻断，便留下一次记录。中断光束的设计

思路，同样可应用于雷达监测、超声波监测和红外监测。磁感计数器可以监测汽车通过时产生的微弱磁场的干扰。

用这些设备获取资料相当便宜。用它们可获取以小时为单位的交通流量的情况，还可提供长时期内的交通类型。不过，它们无法区分车辆类型，不能统计旅行者人数，也不能确定旅行的目的。另外，仪器故障、人为破坏和车祸等情况，也会损毁仪器。有的监测仪统计车轮的对数，但如果遇上有的车辆有三根或者更多的车轴，如拖一节车厢的汽车，这也使统计结果出现偏差。

要取得车内游客情况方面的资料，就必须对这些旅行中的人进行抽样。传统的做法是在路旁设立观测点，拦住过往车辆，进行简单的调查。在进行调查对话时，另一位调查人员对车辆进行统计、分类，从而得到所有乘车人员的大概数字。

尽管这种方法提供了其他方法得不到的资料，它仍有某些不足。聘任工作人员的费用很大，组织工作也多，拦截车辆可能造成交通阻塞，引起旅行者的不满。要对旅行人数和抽样体系做到精确测定是困难的。这使人们对从旅行抽样调查来推论普遍规律的作用大小产生怀疑。如果调查人员在一个区域内的几个点上工作，在一定时间内也可能发生重复统计现象。要避免重复， 可在先调查过的车辆上用特定方法，如在挡风玻璃的括水器上挂一卡片作“记号”，或请司机在调查区域内打开车灯。

除在一定地区内的路旁调查法外，还可以沿一条真实的或假想的标明某区域边界的路线，进行所谓的出入点调查。桥梁、铁路道口和隧道都是很好的设点场所，这些场所往往形成明显的界线，而且穿越它们的点的数量也较少。如果在一个区域所有的出入口都设立这样的点，就可以取得可靠的资料， 所有的出入境人员可以统计出来。用抽样调查方法，还可从这些数据中得到可靠的普遍结论。为防止出入口堵塞，调查人员常用交给司机一份邮资已付的调查问卷请他们填寄的办法，这种问卷上面附有调查的目的和意义的简要说明。

出入点调查的一个例子，是 M.R.卡特（Carter，1971）对苏格兰高地和岛区的旅游者旅行模式的评价。卡特沿度假区边缘的每一条主要车辆干道和轮渡码头都安排了调查人员。在他提出的报告中，详细叙述了这一地区的基本情况和调查抽样的程序。他的数据库使用多种旅行流变量，用以描述旅行模式。由于他能统计出离开该区域的车辆数，而且他还能定出其中包括的回程游客的百分比，因此，他可以估计出该地区任何一个给定时间内旅行者、旅游者和车辆的总数。从发给驾车离去的旅行者的问卷中，他也估计出给定的时段内，旅行者在该地区过夜的总天数。从这个总数中，还可一一分析得到该区域内的客源地、目的地、收入、曾经来访的次数、旅行时间长短以及其他一些特征的数据。从问卷中还可得到在每个目的地平均停留的夜数，以及每个停留点的位置。最后，卡特分析了旅游活动和旅行者在各路段的分布情况，他们所偏好的路径、以及偏好的旅行方向。所有这些情况分别用图、表表示出来。

同其他方法一样，出入点调查也有其不足之处。它仅局限于公路交通， 常常只涉及到私人汽车。从理论上讲，商业性交通方式，如公共汽车、火车等也可包括在内，但实际上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工作量就太大了。本身就居住在出入点以内的旅行者的游憩活动也被忽略了。在苏格兰高地和岛区，本

地人口稀少，所以问题还不大。若采用回寄问卷的方法，没有回音也是个问题。倘若可以知道驾车人的名址，如果没有回音还可以跟踪求得数据。不过， 旅行者在离家外出时，不愿把姓名地址告诉陌生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出入点调查的费用也相当可观。减少费用的一个方法是，只在车辆运行高峰时安排人员调查，但这会对得到的样本的代表性有所损害。出入点调查像所有的路旁调查一样，必须有当地警察的合作，才可在路边让汽车停下接受检查。最后，常常无法对旅游车辆和别的旅行者的车辆加以区分，这就有必要对所有车辆进行抽样，并询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以确定车内乘客属于哪类性质。

从流量调查中得到的资料，有些可以用图示方法表达出来，其中之一就是劳伦兹曲线法。劳伦兹曲线的一轴表示旅行者的分布，另一轴表示路径网络的分布。图 2.7 给出了一个假想的例子。

图 2.7 假想的游憩性旅行劳伦兹曲线

此图的重要特征是，左边和底边分别表示两个运输变量的累计百分比， 这两个变量用同一比例作出，故呈正方形图形。有一条 45°对角线从左下角延伸至右上角，另一条曲线（AB′C）表示一种典型的情况，它的大部分都离开对角线一定距离。这条曲线可以反映旅行者分布与路径分布之间一致的程度。对角线与曲线之间的间隔越大，说明旅行者在少数路径上的集中程度越高。该曲线的作法如下：

1. 将交通路线网分成若干部分，通常是交叉点之间为一段，定出各段的长度（公里数）。

2. 获取某一时段内各路段上的旅行人数，有些旅行者只使用某路段中的一部分，也假定他们使用了整个路段。

3. 用旅行人数乘以路段长度，得到各段的人-公里数，求出其总和。

4. 将各路段的人-公里数从大到小顺序排列。

5. 用第三步得到的总数去除各段人-公里数得到其百分比。

6. 计算相应各路段占全部路线长度的百分比。

7. 点绘劳伦兹曲线各部分，得到 AB′C。

8. 求出 AB′C 线下的面积与 ABC 线下的面积比，这个比率为集中指数。指数越高，空间使用的集中程度越高。

劳伦兹曲线只是表示两个空间类型之间的分异程度的一个近似的图示方法。曲线下的面积通常是估算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旅行分布的数据的精确性，是路段长度的函数。对于较长的路段，许多旅行者可能在中途就转弯，而并不是走完全路段。

对客流分布和汽车旅行的方向，也进行过理论分析。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C.K.坎培尔（Campell，1966）、P.马里奥特（Mariot，1969）和雷乔特（1975） 等的研究。他们把“游憩性”旅行和“旅游性”旅行作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是指由城市中产生的，从人口集中的城市呈放射状移出，从而形成围绕某一客源地扩散的使用模式。后者则多指城市间公路上的移动状态，形成相对窄小的度假旅行圈。雷乔特还对她的研究在加拿大魁北克城的腹地区进行了经验检验。她观察到，旅游性旅行与游憩性旅行之间，有着显著的不同。她还注意到，与两类旅行相对应，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如果研究一下较长时间内的土地利用的变化，这种分异更为明显。二次大战之后，随着魁北克城周围的道路网的不断扩展和加密，游憩性土地利用也随之增加，形成了环绕城市的同心圆状的游憩设施分布模式，这些设施不断扩展且密度增大。这种同心圆状布局的形成，是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游憩性行业支付地租的能力不同，二是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具有不同的旅行意愿。

雷乔特观察到，随着游憩性旅行的增加，出现了一个后果：区域景观的美学价值下降，鱼类和野生动物资源消失，周末交通拥挤现象加剧。同时， 旅行和旅游业的发展速度也就放慢了。仅有的变化是，在魁北克城中心区， 接待设施有了改进，并推出一些新的一揽子旅游、接待计划。

旅行成本

旅行成本常用两个节点间的自然距离来估计，但有时也用其他方法来测定。如果采用自然距离来衡量，也有两种方式，即实际道路的距离和直线距离。后者的优点是可以从地图上很快测算出来。不过，如果实际情况是在乡间曲折的小路，或城区内单向的迂回曲折的街道上旅行，这种方法误差很大。因此，在选用实际距离或直线距离之前，我们可以随机地选些节点，分别用两种方法测算一下，用简单回归方法比较一下其相关系数的大小，若相关系数为 0.90 或更大，就说明用直线距离的测算方法是较可靠的。

道路距离与直线距离的问题，受到了那些研究欠发达地区的婚姻类型的地理学家的特别注意。D.W.克伦帕克（Crumpac-ker，1976）等人分别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对以往研究中的重要结论作了回顾。

距离成本还可用时间单位来表达。在交通繁忙的地区，车辆要穿过人口稠密的地段，或受不同的车速限制时，旅行成本或周折必然增加，对时间- 距离关系要自动作些调整。用时间来衡量距离，使我们可以对旅行途中投入的精力（用旅行时间表示）和在整个旅游活动中获得的收益（用游玩时间表示）进行比较。

N.迪伊（Dee）和 J.C.利伯曼（Liebman，1970）建议用穿过街口的数量来测定儿童到游乐地去经过的距离。有时，旅行社用旅途中换乘飞机的次数“测定”到达度假地的距离。偶尔还可看到用穿过国界的数量或旅行的天数， 来描述国际旅行的距离（如 21 天内走过了 22 个国家）。

如果有可得的资料，就可用经济指标来衡量旅行成本。用距离、时间等来表示旅行成本之所以这样普遍，是因为这些资料比较容易获取，以作为较难获取的经济指标的替代物（参见 J.F.德怀尔Dwyer、J.R.凯利 Kelly 和M.D. 鲍斯 Bowes 关于用其他方法估计旅行成本与价值的总结性文章，1977）。对于飞机旅行一类的商业性交通，经济指标数据比较容易得到。而对于汽车旅行来说，在一定的距离内作一次旅行要花多少钱，可以用汽车平均消耗的汽油升数来估计。燃料的平均价格乘上升数，就可得到旅行成本中的一部分数

字。

因为旅行需要时间，因此估计旅行所花时间的机会成本，是很有必要的。最常见的方法是，通过调查获得那些参与某一定长度旅行的游人的收入。把不同类型游人的收入换算成每小时收入，然后乘以旅行的持续时间。我们既可以用该总乘积，也可用某一特定部分，来表示时间的机会成本。那些没有就业机会，从而没有收入的旅行者，其机会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也可用打折扣的有工资收入者的机会成本来表示。W.G.布朗（Brown）、A.辛（Singh） 和 E.N.卡斯尔（Castle，1965）和 S.L.爱德华（Edwards）与 S.J.丹尼斯

（Dennis，1976）等人都运用过这一方法。

方向性倾向

旅行流常用引力模型来表示：

T = GPi Pi

(2.6)

ij α

ij

式中 Tij=从 i 地到 j 地旅行人次数。Pi，Pj=i 地或 j 地的人口数。

Dij=i 地与 j 地间的距离。G，a=两种经验参数。

上式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从 i 流向 j 的客流与从 j 流向 i 的客流是相

等的。实际上，这当然不是游憩性旅行中的真正情形。为恰当反映这种不均等流动，我们可以精确地设计一种“单向”引力模型。这一“改正式”主要是力图避免上述问题，而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较为基本的改正方法是，为使公式适应旅行流中 Tij≠Tji 的情况，可在式中加一方向性倾向成分：

→

GPi Pj ( r + w ij )

Tij =

(Dij )

(2.7)

式中 r=某一基本的旅行比率，可为一综合指数。

→

w_ij = 某一驱动旅行方向的作用力。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式。

→

式中括号中的一项（r + w_ij ）最好通过类比来解释。假设某飞行员驾驶

一轻型飞机，以速度 r 在空中飞行，如果是顺风，其速度或净旅行速率将会

→

加快；如果是顶风飞行，机速会有所减慢。其变化量等于风速w ij。另外，

W.博勒科（Borejko，1968）、P.施温德（Schwind，1971）、W.托布勒（Tobler， 1976/77）以及史密斯与 B.A.布朗（Brown，1981）等曾讨论了方向性倾向的代数式：

→ Tij − Tji

wij = T + T

(2.8)

ij ji

→

计算出每一对客源地- 目的地间的倾向系数w ij。若一区域

内共有 10 个客源地和目的地，则每一节点有

→

（10 - 1） = 9个倾向系数w ij，这里从一节点到自己本身的旅行未计入内。

把这些指数用带有箭头的短线一一画出。若净客流量是从 i 到 j 的，则箭头

→

指向目的地；若从j流向i，则箭头从目的地指向客源地。箭头长度与w ij

的值成正比。将各节点的箭头进行合成，其最后矢量代表这一节点的综合旅行倾向。图 2.8 就是一幅旅行倾向图，它表示出 1976 年加拿大的度假旅行的方向性倾向型式。总的倾向型式说明存在一种明显的向西部的旅行倾向。拿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情况来说，西指的箭头说明，来不列颠哥伦比亚旅行的人， 要比不列颠哥伦比亚人到东部去旅行的人多得多。

沃尔夫指数 R

在前面有关章节里，我们曾描述过某一目的地节点抵达人数的测定表达。在路径研究中，也有相应的问题——即在一定的时间内，沿某公路范围内交通流量的测定。沃尔夫（1967）从交通流量的统计中获得数据，并表明如何从其他一些变量中估计出，在无限制性通道的游憩性公路上，夏季周末旅行人数的比例。有几个理由说明，上述关系是很重要的。虽然周末是游憩性旅行最为重要的时间，在某些地区这类旅行可能是路面使用的主要类型， 但是在交通统计中，游憩性的夏季周末旅行有时却被忽视了。沃尔夫的夏季游憩性周末旅行的比率公式如下：

R = 0.84 WR

Wr

+ 3.41 Dr

Wr

− 3.056 +

0.118 WR

Wr

log( 3.5Dr − 2.5)

• Wr

log( WR )

Wr

(2.9)

式中 R=夏季游憩性周末旅行与夏季日平均流量之间的比率。WR=夏季非周末日平均游憩性交通流量。

Wr=夏季非周末日平均总交通流量。Dr=夏季日平均总交通流量。

本式为乡村公路预示了一个理想的交通模式：星期六或星期天的平均总交通流量是一周内其他时间的游憩性交通流量的三倍强。如果出现与这一理想情形不一样的情况，就可以推论，公路附近的土地利用发生了变化。因此， 沃尔夫指数 R 不光是比较两类交通流量的一种方法，它还是沿公路两侧的土地利用的指示剂。图 2.9 是一幅表示出这些关系的诺模图（列线图解图）。

例如，我们观察到，如沿某一交通道路段，其夏季周末日交通总流量与夏季非周末日交通总流量的比率在 1.5 左右，而非周末日游憩性交通流量与非周末日交通总流量的比率为 0.7，我们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推断，这条道路是某一重要名胜区内的主要旅游干线。

因为沃尔夫指数 R 不仅反映了一周内游憩性交通的相对重

图 2.9 沃尔夫的乡村公路分类组合表（据沃尔夫，1967）

要性，也反映了整个交通流量的相对重要性，因此它还可以作为“早期警报系统”，用来预告因燃料短缺而引起的旅行行为的变化（沃尔夫，1980）。他找到证据说明，随着汽车燃料越来越紧张，对于一般性的日常定期旅行， 如上下班之类，现在人们都不大开车了，他们或者合伙轮流搭车，或者乘公共交通车，省下汽油用于周末的游憩性旅行。这种变化，如果长此下去，将会在许多道路路段引起 R 指数的普遍增长。这一变化可能是由于燃料紧张引起的恐慌，以及旅行行为重大转变的先兆，应该引起决策者的关注。

可达性

一条道路的存在，可增强沿途地区的可达性。就其本身而言，可达性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如果某地区有基本的游憩引力，环境并不脆弱，有保护措施，或有其他目的之需要，那么它的可达性越大越好。相反， 如果该地区环境脆弱，其利用已近饱和，或者对其需求有一定竞争性，那么游憩者的可达性的增加，只会造成一系列问题。无论哪种情况，都有必要对一点或一地的可达性进行测定。对于游憩性问题来说，有三种方法非常有用。

最简单的是公路的可达性，常常用某点与公路之间的自然距离来测定。做法是在一张纸上绘出道路网，然后在道路两侧画上相隔某适当距离的平行线，比如说 0.5 公里（见帕特摩尔做的例子，1971）。这一方法的较为复杂的改进是运用某些度量，比如支道的数量或速度限制等，将现有道路分类。然后在道路网上覆以适当比例尺的方格，将每一小格单元内涉及到某级别的道路列表统计出来。如果单元小格有识别性编码，这些信息可输入计算机储存，用以编制地图。

公路可达性测定的另一种方法是，画出某一客源地四周的相同旅行时间

的等值线——等时线，这是一种用时间概念来表示同心地带的距离衰减曲线的形式。等时线直观地表达了随着公路的建成而发生的距离“收敛”现象。图 2.10 是一个假想的客源地周围的简单等时线图。请注意旅行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可抵达的距离沿主要道路是怎样向外扩展的。

图 2.10 客源地周围的假想等时线

第二类测定是区域可达性。这一测定也称为某点的位势，在交通地理和商业地理学家那里常被用到。它反映了在某区域内任何一点，某项资源的供求之间的相互作用。J.H.C.罗斯（Ross）和 G.O.尤因（Ewing）曾计算了加拿大温莎到魁北克城之间的干线上，户外游憩设施的位势的大小（1976）， 得到下式：

ORi =